道山亭畔忆旧事

有机会参加了母校七十五周年的校庆，在道山亭畔走了几个来回。这道山亭已经面目全非了，可我对母校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五年之前。

　　那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我从泰兴来苏州求学。苏州的学校很多，苏高中是首屈一指，全国有名的，报考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地板上都睡得满满的，平均要四、五十人中才能录取一个。我在初中学习得并不太好，特别是数学差劲，常在四十分上下浮动。再加上初到苏州这个天堂，早被虎丘、灵岩弄得神魂颠倒，根本谈不上什么临死抱佛脚的复习了，只是硬着头皮到苏高中去碰碰运气。

　　那时候的苏高中刚从宜兴复校来苏州，三元坊的校址被国民党的伤兵占据着，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挤在公园路的草桥头。我跑到草桥三场考罢，心就凉了半截，出了考场和别人对对题目，听起来别人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待到发榜之日，心里也不存什么希望，只不过跑到学校里去“张张”。这一张喜出望外，我的大名赫然在焉！而且不是备取，不是“扛榜”，大约总在开头的二、三十名之内。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考取的？想来想去可能是一篇作文帮了忙。作文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好象是一篇什么记游的文章。我读过几年私塾，又在姑苏游了这么一番，于是便用半文不白的句子，仿照《滕王阁序》的格局大加发挥。不知道被哪位阅卷的老师看中了，给的分数大概是很可观的。我的这种猜测也有点根据，入学以后我被编在丙班，那时共有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级，戊班是女生，甲乙班虽然不叫尖子班，但都是数理化比较好的，他们的课程都得比我们多，比我们快，但是我们也没有被遗弃的感觉，教和学还是很认真的。我们对一句格言的印象很深，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了避免将来恨少，不如现在多学点。许多有声望的老师，他们上课并不按照课本教，都有自编的一套讲义，很多人到处去搜集这种讲义来学，好像掌握了什么秘密武器似的。

　　苏高中是个有名的“死读书”的学校，有一种尊重知识的风气。如果有一个人打扮得漂亮，家中富有，外面有势而又成绩不好的话，那就没有多少人瞧得起。如果一个人头发很长（不是故意蓄长发而标新立异实在是出于生活的马虎），经常是蓝布衫一件，但是考起来总是名列前茅，自然就会受到别人的尊敬、羡慕，被大家推举为级长什么的。我在抗日战争的动乱中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读得很马虎，所以一进苏高中便觉得特别紧张。再加上不懂苏州话，第一堂课下来听不懂老师讲了些什么东西。教英文的老师不讲中国话，倒反而能听懂那么一点。我本来的习惯是起身钟不敲第二遍不起床，穿衣、叠被、洗脸、奔饭堂等等，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以极精确的计算和最高的速度进行的。一进苏高中可不行了，天不亮就有人起床，打了起身钟宿舍里就没有几个人（也有几个睡懒觉的），人都到操场上，到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去了，在那里背课文、背英文生字。吃早饭之前都得背它几十个，晚上下了夜自修以后，走廊的路灯下还有人徘徊。那时候百分之八十都是寄宿生，走读的不多。平时出校门都得请假，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的白天才得自由。每个宿舍都有个室长，还有一个专职的舍监老师，专管点名、整洁、纠纷等事务。苏高中的校规很严，都有明文规定。犯了什么便得记小过一次，犯了什么便得记大过一次；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犯两次大过便得开除。话虽这么说，被记过的人很少，开除的事儿我好象没有见过。

　　我们在草桥头挤了一年，学校和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要收回三元坊的校舍，大概是当局同意了，就是国民党的伤兵赖着不肯走。国民党的伤兵是很利害的，看戏不买票，乘车不给钱，开口便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便大打出手，没人敢惹他们。突然有一天，草桥头苏高中正方形的操场上高中部的学生紧急集合，校长宣布，要到三元坊去驱逐伤兵，“收复失地”，除女生和身体弱小者外，高中部的学生全部出动，实际上是到三元坊去和伤兵干仗。学生们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有人带了棍棒，有人拾了几块砖头，，几百人排队涌出校门，跑步奔三元坊而去！

　　占据三元坊校舍的伤兵其实没有多少，事先听到了风声，又见来了这么多的“丘九”，（那时人称国民党的兵为丘八，学生好象比兵还难对付，故名之曰丘九）眼看形势不妙，便从道山亭的后面翻越围墙落荒而走。校方立即把高中部全部搬到三元坊，并派学生轮流在高处了望，防止伤兵重新入侵。

　　当年的三元坊是一条小弄堂，仅仅能容两辆人力车交叉而过，而且路面坑洼，一下雨便是个大水塘。教学区在路西，就是现在的主楼，另外还有一座“立达楼”，一座“审美楼”。据说审美楼曾经是陈列美术作品和手工劳作的地方，这两座砖木结构的楼我见到时已摇摇欲坠，后来也修葺过，作过教室，现在都拆除了。另外还利用孔庙的一座殿，改作大礼堂和饭堂。宿舍区都在路东，一直延伸到沧浪亭的对面。这下子我们进出校门便自由了，可以借口回宿舍取物而到三元坊口买包花生米，或者是到沧浪亭去兜兜。

　　那时的学生最关心的有三件事，一是考试，二是伙食，三是毕业后的出路。考试最要命，期中考试叫小考，学期结束叫大考。大考简直是一场大难，逢到大考厨工都要少淘点米，学生们吃不下饭了，操场上也没有声音了，每个人都想找个僻静的角落去背笔记。那时候的道山亭是个很理想的复习功课的场所，山上有树木荒草，山脚下的水塘边长满了红蓼与芦苇。我们都欢喜在芦苇丛中做个窝，躺在那里复习。一场大考下来，人像脱了一层皮。时至今日，我晚上还会做一种恶梦，梦见进入考场以后，满纸的数学题一条也不会，急得惊醒过来，可见当年对考试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虽然说苏高中的学生死读书，不大关心政治，但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要来“关心”你。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日益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自然就影响到学生的吃饭问题。

　　学校里的伙食，是由校外的商人承包的，一个包饭商简直是个饮食公司，能包几个学校，几千人的伙食。我记得，那时候的伙食费好象是每月交五斗米钱。早晨喝稀饭，到了第三节课人人饿得肌肠雷呜。中午是四菜一汤，名字好听，实际上是一扫便光。所以每桌都有个桌长，先由桌长在菜碗边上敲一下，然后大家便一涌而上，否则吃到第二碗饭时就只能白吞了。

　　女生和男生不同席，因为她们不大会抢。饭堂便是礼堂，方桌子分行排开，没有凳子，都站着吃。这么多人临时进餐，实在不好对付，所以那时候许多学校都流行一首打油诗：“饭来菜不至，菜来饭已空；可怜饭与菜，何日得相逢！”当时物价飞涨，老板为了赚钱，米里面有砂子，发霉变质（粮商的变质大米都向学校里倾销），伙食情况每况愈下。每个学期为了伙食都要闹点儿小风潮。小闹是针对校方和承包商，大闹便针对国民党（反饥饿运动）。苏高中的学生没有大闹过，小闹年年有，中闹也有过一次。所谓小闹大多是在夏天，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不够了，闹着要厨房里再烧，烧好了便一哄而散，饭只好馊掉。承包商很熟悉这种把戏，第二天便加个菜，或者是“逢犒”时肉片加厚点（每星期吃两次肉，每次一薄片，叫逢犒）。学生也组织伙食委员会，选举最能办事的人来监督，每天还派人去监厨，但也没有用，因为承包商总是和校方有关系，学生中流传着某人受贿赂，某人拿回扣等等的消息（也许是谣言吧）。有一次学生发怒了，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是谁先把电闸拉了，饭堂里一片漆黑。突然哗啷一声，有人摔碗（菜碗是承包商供给的）。大家一听便明了，一起把碗祭起来，有的连桌带碗全掀掉。饭堂里哗啷啷响成一片，一阵碗声，一阵欢呼，胆小的都吓得躲在桌子底下。训育主任闻讯赶来弹压，但因漆黑无光，又怕为流碗所伤，只好作罢。这一次中闹也争得了一点权利，寄宿生可以不在学校里吃饭，到外面包饭也可以，悉听自便。那时候沧浪亭一带有许多包饭作，夫妻二人包十来个学生的伙食，价钱和学校相同，却比学校里地道。但也有人倒了霉，碰上了应运而起的骗子。交掉一个月的饭费，开头吃得非常满意，不到一个星期，包饭的夫妻二人抢购得不及时，半个月不到，物价涨了一倍，一个月的伙食钱吃不到二十天。到时候丈夫叹气，妻子哭诉着原委，学生都是懂理的人，只好加钱。凡此种种，许多争得了权利而出去吃包饭的人，只好又回到学校里，还受到包饭商的一点讽刺和打击。

　　读高中的学生，在高一、高二时比较安心，到了高三便惶惶不可终日。要考虑出路，甚至要考虑今后的一生怎样度过。当时的中学生，除掉考大学以外似乎有三种去路，一是回家结婚，当小老板、少奶奶、大少爷，这是极少数；一种是去当个职员、练习生什么的，这要有关系；一种是到农村里去当个小学教员，走这条路的人很多，据说在苏州地区这样比较富饶的农村里当个小学教员，每月也能拿到三石米。所以死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三便对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兴趣”。我到了高三便不大认真读书了，和几个同学忙于看小说，看各种杂志，想着要改革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可是怎么改革法，却也是茫然无知的。后来听说哲学这门学问是专管人生和社会的，便到图书馆里去借了几本皮面烫金，无人问津的哲学书来，躺在草地上拼命地看，这些唯心主义的哲学也实在太玄，怎么也看不懂。后来不知道从那里流传来了《大众哲学》、《新青年的新人生观》、《新经济学》等等的书籍，还有党在香港出版的文艺刊物（第一次读到了赵树理的作品），再后来还偷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些书我一读便懂，决定不再徘徊，毕业以后便卖掉了所有的书籍和用不着的衣物，买了一双金刚牌的回力球鞋（准备跑路、打游击），一枝大号的金星钢笔，直奔苏北解放区而去……

　　我在苏高中的三年，纯粹是一个学生，知道的事很少，只能回忆一些学生生活的片段。

　　——原载《苏中教育》１９８０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