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祭程小青

一个正直而勤恳的作家，当他快要走完自己的创作之路时，总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的的劳动成果、自己的作品能够为世所知，能够部分地留传下去，因为创作的目的本来也就是为别人，为后世。

　　记得是１９５７年春天，我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到连云港去参观旅游。那时候程先生是六十三岁，我是二十九岁，我把他当作父辈，上车下车，登山傍水，都要照顾他点。可他的游兴比我高，爬险坡，下矿井，无处不去。我爬高时往往只爬一半，便坐在大青石上休息，并且劝程先生也不要爬，太累。程先生却喘着气从我的身旁走过：“你不上去下次还可再来，我不去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听了程先生的话便一跃而起，跟着程先生爬上山巅。在山巅上了望大海时，程先生便对我吐露了他的心愿：“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也不能写更多的东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以前的作品整理一下，重印一次。”我知道程先生所说的作品是指他毕身经营的《霍桑探案》，这套书我小时候曾经部分地读过。我觉得侦探小说对培养人们的正义感，逻辑力，启迪智慧，养成坚韧的性格等等都是有作用的。当时便自告奋勇，不自量力，要为程先生争取一个再版的机会。

　　机会来了，出版社邀请作家们开座谈会，征求对出版工作的意见。我在会上便大声疾呼，要为程小青先生出一套选集，从出版的意义一直讲到封面设计，以及如何发新书预告等等的细节。

　　当时大家听了都很感兴趣，而且认为销售一、二十万册没有问题。想不到紧跟着就是反右派，书没有出得成，我却成了反党集团分子，要为程小青先生出书也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当然，我之所以倒霉并不是因为要为程先生出书所致，所以要提到这件事不过是为了凑材料来增加我的罪状而已。

　　程小青先生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与人交往无所企求，毫不势利，而且以能够帮助别人当作自己的快慰。对于文艺界的后辈更是关怀备至，致及饮食与冷热。当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受到一些称赞时，他便十分高兴地写一首诗给我，而且亲自拿着诗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居的小楼只有朝西朝北的窗户，夏天热不可当，汗水把稿纸湿透。程先生还教我一种防暑降温的方法，教我在清晨时用棉花胎把窗子遮起来，再吊几桶井水放在房间里，开着灯写东西。１９５７年之后我倒了霉，被下放到苏州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那时候，犯了“错误”的人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江东有些父老见了我也有些尬尴似的。程先生却不然，他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上走过，见了我不是点头而过，而是老远便跳下车来，站在马路上和我谈半天，询问我劳动与生活的状况。他知道我的工资被降了两级，所以一再问我缺不缺钱。有一次，他竟为此事爬到我的小楼上来，认真地对我说：“你到底要不要钱？我有钱，你随时随地都可来拿，还不还都可以。”我总是回答说：“不需要，活得下去。”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闲聊，谈到我在工厂里劳动时最怕的就是迟到，做夜班和中班时都是提心吊胆，深怕睡过头。程先生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只闹钟呢？”我随口回答了一句：“没有钱。”程先生随即掏出钱来：“拿去，买一只带回去，”过了几个月，当我把钟钱还给他时，他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说我从来没有向他借过钱。幸亏有周瘦鹃先生在旁边作证，他才勉强地把钱收回去。这只双铃马蹄表倍伴着我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也联系着我与程小青先生之间的老少情谊。不管文艺界是如何的一时风起，一时浪歇，我们之间都保持着联系。他经常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也经常到他的书斋里去。春秋之日他家里的花儿开了，我便带着女儿到他家看花去。程师母最欢喜孩子，去了以后总是把许多糖果塞在孩子的衣袋里，临走的时候还要采几支大理菊，让孩子捧着带回去。我欢喜坐在程先生的书斋里，听他谈侦探小说的理论，以及他生活与创作的经历。我觉得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总是用一种善良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对人诚恳而宽厚，富于同情心理。我尊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作品，总觉得他的旧作没有再版的机会有点儿说不过去。文艺是个百花园，每一种花都应当有开放的权利，不必去厚此薄彼。我们常常讲文学的主流，却常常忘记不是每一个读者都饮长江水，而那长江也是由许多大河汇合而成的。程先生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是应该得到尊重，得到承认的。到了１９６３年，文艺界的形势有点好转了，我便向程先生建议，建议他把《霍桑探案》整理一下，作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争取出版的机会。程先生说他也有此种想法，正在整理。有一次我到他的书斋里去，确实也看到他在旧版本上修改，字小得象蚂蚁，比蝇头小楷还要小一点。

　　文艺界的风云又起了，１９６４年文艺整风，我又倒了霉，又下放到工厂里去劳动。紧跟着便是文化大革命，程先生也倒了霉，抄家，批斗，我们两个人不能来往了，只有一次，在开明大戏院开上千人的批斗会，我和程先生被押上台去，两个人匆匆地见了一面，不能交谈，因为有人监守在旁边。从此以后我被全家下放到黄海之滨去了，两人不通消息，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

　　不觉又过了八年，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我因事回了一趟苏州，打听到程先生还住在望星桥堍，便去探望他。我觉得别处可以不去，程先生那里是非去不可的，他已是风烛残年，见一面是一面。

　　程先生的家住在望星桥堍沿河边，在一条非常狭窄的一人弄里，长长的弄子里只有他一户人家，大门就在弄子底。文艺界的朋友们常说，程先生的像个写侦探小说的人住的，深邃而有点神秘。我走完了那条长着青苔的小弄，叩门，希望能像当年那样，来开门的是位老保姆，或者是程师母。叩了半天，想不到来开门的却是程先生自己。我见了程先生十分吃惊，他已经老态龙钟了，耳朵也有点不便。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待我大声通报了姓名之后他才猛然想起，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询问江苏文艺界的老朋友都在哪里，恍如隔世似的。我打量着程先生的家，已经面目全非，他的书斋和小楼都被人占了，花草与盆栽都不见了，只有种在地上的迎春柳还是长得青青。当我正要向程师母请安时，抬起头来却看见程师母的遗像挂在墙壁上面，这位慈详的老人已经去世了多日。我为程先生担心了，觉得他经不起如此严重的打击。程师母的一生都在精心地照料着程先生，对程先生的饮食起居照料得细致入微，家里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地。如今，程先生却被挤到一个小房间里，房内空空，只有一张小床，还有一辆他心爱的兰令牌自行车放在床边，车上落满了尘灰。程先生的书籍和手稿都被抄光了，连那张写字台也不见了，只有一张小桌子放在堂屋里。他订了几份报纸，整天在那里翻来复去地看，并且把几位能通信的老朋友的地址抄在一张纸上，轮着向老朋友写封信或写首诗，以消磨时日。我想起他的书，想起他要重印《霍桑探案》的事，仿佛是一埸幻梦似的。我不忍在他家久坐，谈了个把小时便起身告辞。程先生要留我吃饭，可我们都同时抬起头来看看程师母的遗像，如果她还健在的话，一切都已准备好了。

　　程先生把我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句十分伤心的话：“文夫兄，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你多保重。”我忍着眼泪匆匆握别，从那条狭弄中走出去，走了一段回头看，见程先生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程先生的话不幸而言中，就在我探望他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便逝世了，没有能亲眼看到“四人帮”的粉碎。

　　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些年，我一直记着程先生当年与我登高山而了望大海时吐露的心愿，一直记着他站在大门口送别我的情景。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所嘱托，总觉得他的遗愿未能实现时，作为后辈于心有愧。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程先生出一套选集。如今，这个愿望终于部分地实现了。程老，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

　　1985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