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鲍昌归去
送鲍昌归去
朋友相聚一场，夫妻伴随一世，最后都要挥泪告别；不是你送我返冥，就是我送你归西，生生息息是自然的规律，不必忌讳，更不必妄图万岁。可这自然界也实在不讲道理，随便扰乱秩序，破坏规律，不分先来后到，生死任意调遣。鲍昌同志小我两岁，我却挥泪与他告别。他走得太早，而且是走在不该走，不能走的时候。作家协会有那么多的工作要他去做，他自己还有许多未曾写完的东西。鲍昌同志在病危之际曾经有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找到某种医疗的办法，再活两年，让他能写出他急于要写的东西。人力无法回天，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实在是够残酷的。
我很尊敬鲍昌同志，因为他和我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可他比我早慧，而且认真刻苦，勤奋缜密，没有那种不求甚解，灵机一动，大大咧咧的所谓才子气。可他却实在是个才子，在文艺领域里样样皆能，甚至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也有所涉及。他是个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教授、编辑、出色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像他这样多才多艺的人在我们同辈之中实在是不多见的。王蒙同志曾经提出过作家要学者化，鲍昌同志却早就是个学者化了的作家。他没有化成纯粹的学者，而是作家与学者的交叉。他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真正的学历只是高中肄业，像当年许多爱好文艺的革命青年一样，他之所以拿起笔来是凭着对文艺的爱好，对革命的热情以及在革命队伍中的生活经历。他二十一岁时便出版了独幕剧集，二十三岁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二十七岁时出版了评论集、诗集和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之前的一两年间，是五十年代一批作家的出土期，当今文坛上一些中年或将跨入老年的作家，都是在那几年间破土而出的。到了一九五七年的七月以后，鲍昌同志在劫难逃了，被打成了右派。
当右派，当脱帽右派，当牛鬼蛇神有四种当法：一种是天真地认真改造，以求脱胎换骨；一种是灰心丧气差点儿上吊或吞安眠药片；一种是心犹未死，但待来年；一种是暗地里学，暗地里写，把学问装在脑子里，把作品藏在墙洞里。不必去评论这四种方法的忧劣，只是说第四种方法更需要刻苦和毅力。鲍昌同志属于第四种，他当了右派之后，劳动之余便研究美学，研究艺术的起源，研究《诗经》，研究历史，研究鲁迅。写下了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还与人合编了上下两册的《鲁迅年谱》。他所以能成为学者，成为教授，都是在劳动改造之余打下的基础。每想起鲍昌同志的这段经历时我总觉得惭愧，我和他的境遇和条件差不多，他孜孜不倦，我却把时间都装进了酒壶。
我和鲍昌同志都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全国青年创作者代表会，参加那个会议的青年作者，绝大多数都成了右派、反党份子、中右、内控等等的玩艺。这以后风雨横扫二十年，大难来时各分飞，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这些人也不来往，因为头上还有顶帽子，不敢去呼朋引类。直到一九八０年初夏，右派问题改正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暂时放下了，鲍昌同志忽发豪情，借了个机会重下江南，到南京、到苏州来看看《探求者》的幸存者。他走路和打听地址是很有本事的，居然能七拐八弯地摸上我住的大楼。他穿着一套中山装，戴一顶鸭舌帽，背一架不大灵光的照相机。我开始以为来了一位记者，及至通报姓名后才惊喜交集。那一天苏州阴天，正是江南多雨的季节。我们两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畅谈二十多年来各自的经历，有时候自己也弄不清楚，人居然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常常是好了疮疤忘了痛，谈论起来加进点讽剌挖苦和幽默还十分有趣。古代的中国人讲究复仇，古代的欧洲人讲究决斗，我们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训练，讲究不计前非，因而容易获得某种平衡也容易不分是非。我们畅谈了一个下午，等我送他下楼时天色已暗，细雨霏霏，这时候鲍昌才想起那架照相机，邀我站在小巷深处合拍了一张照片，后来他告诉我那张照片的效果不好，我想大概全是黑的。
四次作代会以后，鲍昌调到了北京，任作家协会的常务书记。这时间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有时候也到左家庄他们所往的大楼里去挨户叨扰点酒食，谈谈工作中的烦恼和创作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听鲍昌同志谈烦恼时，见他那烦恼的情绪比他的话还要多，所以总是把话题引向创作方面。我读过他的许多理论文章，十分敬佩，当我被各种文学理论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他总能不慌不忙，正本清源地谈出一番道理。同时，谈文艺总比谈人际关系轻松愉快些，适合于茶余酒后的调剂。谈到后来我总是劝他快把烦恼收起，抓紧一切时间写东西，含有鼓励和促进之意。现在想起来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鲍昌同志对待自己的创作已经到了拚命的程度，不能再激励。他每天为自己规定了一定的创作量，不写完决不休息，完不成便要自我检讨，自我忏悔。他在作家协会任职期间，工作那么繁忙，每天早出晚归，居然还创作了那么多的中篇、短篇、散文、文艺评论，甚至还主编了大型文艺工具书《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那洋洋数百万言都是熬灯油熬出来的。对于这样的拚命三郎，实在不应该再鼓励了，而是应该多多提醒，那灯油是定量供应，夜夜都点三根灯草，很快就会熬干的。死神对作家决不照顾，会乘机偷袭。李准大病一场，至今还在作恢复练习；刘绍棠死里逃生，落下个半身不遂，还有几位很有才能的作家身体也堪忧虑。《文艺报》在同一个版面上发表了鲍昌、铁依甫江、莫应丰去世的消息，这在许多朋友间引起震动，相互致意，保重身体。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也得好好地多活几年。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即使身体健壮如牛，老不耕田，活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鲍昌同志死得早，但把他的工作实绩和时间相除，其得数是长命百岁。安息。
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