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送高晓声

我先后送走了方之、叶至诚，如今又送高晓声。患难之交一一谢世，活着的我悲痛已经变成了麻木，好像是大限已到，只得听天由命。

　　我和高晓声从相识到永别算起来是四十二年零一个月。所以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我和高晓声见面之日，也就是我们坠入深渊之时。那日，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１９５７年的６月６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

　　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了。《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审查开始时首先要查清《探求者》发起的始末，谁是发起人？起初我们是好汉做事一人当，都把责任拉到自己的身上，不讲谁先谁后。不行，一定要把首犯找出来，以便于分清主次。为了此事大概追挖了十多天，最后不得不把高晓声供出来了，是他首先想起要办一份同人性质的报纸或刊物，来形成一种文学的流派，再加上那份被称为是反党宣言的《探求者》“启事”又是高晓声起草的。这一下高晓声就成了罪魁祸首，众矢之的，批判的火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高晓声也理解这一点，不反驳，不啃气。他知道凶多吉少了，索性放下“探求者”的事，开始思考自己的路。

　　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谁也不知道他往何处。我们都很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之地。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我们不必紧张，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高晓声：

　　“你到哪里去了？”

　　“回家。”

　　“回家做什么的？”

　　“结婚。”

　　此种对话几乎是喜剧式的，可是高晓声的永远的悲剧便由此而产生。

　　高晓声那时有一位恋人，好像是姓刘，我见过，生得瘦弱而文静。两个人是同学，相恋多年但未结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晓声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结婚。此时大难降临，高晓声便以闪电的方式把关系确定下来，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企图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窝巢，还有一位红尘的自己。人总要有一种寄托才能活下去，特别是知识分子。

　　对《探求者》的批斗直到冬天才告一段落，高晓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老家劳动，他的新婚妻子辞掉了工作，到了高晓声的身边，准备共御风雨，艰难度日。谁知道那位姓刘的女士红颜薄命，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因肺病不治而去世。高晓声心中最后的一点亮光熄灭了，他的灵魂失去了依附，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停泊的港湾，可以夜栖的鸟窝。

　　高晓声自己的肺病也日益严重了，幸亏当时在苏州文化局工作的高剑南帮助，进苏州的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两叶肺，才得以活了下来，但也活得十分艰难，十分痛苦。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高晓声离开省文联时，居然没有想到要转粮油关系，他以为家乡的沃土总能养活一个归来的游子，何况高家是个大族，在家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他没有想到，大饥荒来时往往是亲子不认的。高晓声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疗饥驱饿。他拿掉了三根肋骨，重生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等等。祥细的情况我不了解，我们之间从不谈论那二十年间各自的经历，过来人总是差不多的，只是偶尔谈到某种人与事时，提到他当年卖鱼虾时怎么用破草帽遮着脸，改鲁迅的诗句为“破帽遮颜坐闹市”。又说起过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闲谈中还提起过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和方之、叶至诚都重新回到了文艺界，唯独不见高晓声，传闻他已经死了，又说他还活着。有一次我们都在南京开会，高晓声从乡下来了，那时《探求者》一案还没有正式平反，但是《探求者》的同人们已经可以发表作品。晚上，高晓声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了。那一年，我们两人都是五十一岁，从三十岁分别，到五十一岁见面，整整的二十一年。高晓声见了我话也不多，便将一叠稿纸交给我，说是他写了一篇小说，要我看看，提点意见。这篇小说就是《李顺大造屋》。我看了以后很高兴，觉得高晓声虽然停笔二十多年，可这二十多年中他在创作上好像没有停止，没有倒退，反而比当右派前有了一个飞跃。《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吧，造了几十年还没有造成，看了使人难受。另外，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也可能会容易些。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也同意我的意见。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

　　《李顺大造屋》发表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他的复出也受到文坛的注意。高晓声的文思泉涌了，生活的沉积伴随着思想的火花使得他的作品像井喷，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亮点。

　　这一切似乎又是喜剧了，是五十年代的悲剧变成了八十年代的喜剧。可那喜剧后面的悲剧并没有完全消失。高晓声写出了胸中的块垒之后，开始寻找自己灵魂的归宿了，他要重新找回那失去的伊甸园。他在农村里劳动时，曾经第二次结婚。这一次结婚没有什么浪漫了，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传宗接代。高晓声是独子，家中略有房产，如果不结婚，没有儿子，那末，这一房就是绝房。在农村里，“绝后代”是一句很刻毒的骂人的话，“绝房产”是会受人觊觎的。高晓声的父亲，包括高晓声在内，都咽不下这口气，决心为高晓声续弦。找了一个也是第二次结婚、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个右派分子，半个残疾人，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人家不嫌你是右派，你也就别管她有没有文化了。何况当年的高晓声是个农民，即使和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起生活，也会有共同的语言，举凡生儿育女，割麦栽秧，除草施肥，鸡鸭猪羊，蚕桑菜畦……共同的语言是产生于共同的劳动之中的，当时的高晓声已经远离了文学，决不会想到要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妻子去谈论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生活是个旋转的舞台，被送回乡劳动的高晓声又离开了农村进了城，全家农转非，在城里分了房子。一切都安置好之后，高晓声的灵魂无处安置了，他念念不忘那位早故的妻子，曾经用他们之间的故事写了一个长篇《青天在上》；他一心要想收复那失去的伊甸园，想建造一个他所设想的，有些浪漫的家庭，这就引发了一埸离婚的风波。夫妻感情是一个很复杂，很细致的问题，他人很难评说，我只是劝他，不是所有的悲剧都能变成喜剧，你不能把失去的东西全部收回，特别是那精神上的创伤，是永远不会痊愈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忘记。高晓声的个性很强，他习惯于逆向思维。你说不能收回，他却偏要收回，而且要加倍收回！此种思维方式用于创作可以别开生面，用于生活却有勃常规，而且是不现实的。

　　生活不等于创作，高晓声无法用创作的手法来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孤独、激动和荡不安之中，身体日渐衰弱，性格更为内向而倔强，他决不改变自己的意愿，但那理想中的家庭终于未能建立起来，直到临终前刹那，高晓声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还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字，站在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家”字。

　　回去吧，老高，那边有你理想中的家。

　　1999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