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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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闲居
《九日闲居》为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晚年所作。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
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也不推辞，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时渊明已过五十五岁，可见此诗是他的晚年所作。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 -
登石门最高顶
《登石门最高顶》为谢灵运诗，分三个层次。起二句点题，写晨登夕栖。“疏峰”以下十句，写宿山之所见、所闻。“沈冥”以下八句：即景抒情，结出诗旨。诗中的情理，仍不外乎谢客归隐诗之常径，一归之于庄子与大道合一，居常处顺，随缘推移，以养生终年之论;而其实则含隐有因仕途失利而生的愤懑不平，所谓安命云云，多少带有一种自我排遣的意味。诗的佳处是融情造景的精致有含与结构布局上的顺逆疏密，二者相合形成全诗森然傲兀的意态。
石门山，在今浙江嵊州市，谢灵运《游名山志》说：“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后边石岩，下临涧水。”又云石门为己南居。谢集中更有《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石门岩上宿》诗，会同参看，当是宦海挫折，归隐所作，唯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有的选本谓《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为公元423年(景平元年)由永嘉归隐作，此诗及《石门岩上宿》为公元428年(元嘉五年)由秘书监任，不得意称疾东归后作。似并无确据。至于王渔洋谓石门在庐山，方东树谓在永嘉，似均因未见《游名山志》之故，不足为训。
诗中的景物全由第二句“夕息”二字生发，以所宿之“高馆”为中心视点，写视觉与听觉印象。“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先总写高馆位置。疏即分疏、整治之意，抗即举也。有人将“抗”解为对抗之抗，谓上句是高馆对疏峰之意。似是而实非，因下句有“对岭”二字，则是相重。其实上句句法一同于班固《西京赋》 “疏龙首(山)以抗殿”，此馆分疏山峦而高踞峰顶，又遥对岭崖，深临回溪，真有独立中天，俯视万类之势。由高馆向下望去，近处是高木成林拱卫着山馆，乱石堆砌簇拥着阶基，人工的馆舍与自然的石木连成了一体。再举目远望，山岩叠连，竹林密排，使望中山路似断似续，曲曲弯弯，夜色中显得似有若无，迷迷离离。这景况当使来者失路徘徊，去者因找不到归径而迷茫。身居于此山之中，远处传来活活……活活……的声响，那应是山泉在冥色中流驶吧;噭噭连声，此起彼伏，正是那山中猿猨在夜月下悲啼。这时清森卓拔的山居又笼罩上一层凄迷空漠的色调，于是诗人自然从这“沈冥”之境中生发出了前述的感想。 -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是陶渊明的作品。诗人自归田以来，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躬耕生活。其劳作是勤苦的，生活是贫困的，但诗人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安慰，这首诗就着重表觊了这种情怀。诗中写景形象生动，有力地烘托并体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起伏波动。
这首题为《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诗，是陶渊明五十二岁时所作。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此诗似乎不算最为传诵的，历来的论者有的比较欣赏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忘情世事的诗句；有的又好谈“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种“金刚怒目”式的内容。其实，上述两类作品虽各尽其妙，而此诗却亦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只是较少人加以阐述而已。
象这首诗所写的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确是十分罕见的。古代的作家同情农民疾苦的为数不少，但象陶渊明这样通过亲身体会，生动地写出“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时那种窘迫之情的作品，则几乎绝无仅有。这首诗之所以可贵，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陶渊明诗。陶渊明归田的第四年六月，一场大火烧毁了他家的房子，使他陷入了困窘的境地。“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起头两句写他这几年的平静生活，“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天炎风息，丛集在一起的房子顿时烧掉了。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
这首诗写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火灾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能不带来情绪的反应，此诗若一味旷达，恐非合乎实际了。诗人的可贵，就是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他终于经受住这次考验了。 -
相逢行
《相逢行》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谢灵运的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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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为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所作。
乙巳岁，即公元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这年初陶渊明担任江州刺史刘敬宣（官号建威将军）的参军，三月奉差使去京都建康，这诗是途中泊舟于钱溪所作。钱溪，即梅根冶（今安徽贵池梅埂），这是当时沿江的一个有名的港口。这里风光秀丽，南边丕远就是九华山（当时叫九子山），江上看九华，向为诗人歌咏的佳境。此诗的前半写在此“看山川”，后半是感怀。
陶渊明写有四题五首行役诗，首首都表达了对田园的怀恋，而各首写作时间和背景并不相同，这说明了他厌恶仕途、向往自然的思想是一贯的。就在这首诗写后的几个月，他写出《归去来兮辞》，永久地离开了使他感到“违己交病”的仕途。与另几首行役诗相比，这首诗的结构显得整齐些，两半匀称，界限分明。在情景关系上，另几首差不多是山水的纡曲、险阻引起行役之叹，而这首则是写山川之美，由异地之美引起对故园之美的相关联想，读来似乎让人觉得亲切些。引起这种相关联想也许是钱溪此地的山川风光与柴桑的山川风光相似的缘故，此诗谓“晨夕看山川”，两年前作者于乡居中写“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其五。按古直、逯钦立谓此组诗作于公元403年即元兴二年）情形是很相似的。如果有兴趣对两地风光实地考察一下，或许能证明这个推测并非虚妄。 -
折杨柳行
《折杨柳行》是晋代诗人谢灵运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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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为东晋诗人陶渊明作品。公元404年(晋安帝元兴三年)，陶渊明已四十岁了，为生活所迫，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赴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任。往昔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官场的黑暗已经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这与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时，他写下了这首诗，诉说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苟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本“异”作“永”，依笔者拙见，“异”字远胜于“永”字。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何等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作于晋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
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陶渊明认为他们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 -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为晋宋诗人陶渊明所作。此诗写同几位友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的情景。在“天气佳”的背景下，此次游赏处处充满着轻松与欢乐，以至于使诗人完全忘情而酣饮欢歌。但就在这轻松、欢乐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余襟良已殚”。
这首诗就内容看，当是陶渊明归田以后的作品。题目中的“诸人”，有的注本据《晋书·陶潜传》载渊明归田后：“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邀之”，认为可能即是指张、羊、庞等一些人。“周家墓”，据《晋书·周访传》，周访居住寻阳，与渊明的曾祖陶侃友好，把女儿嫁给陶侃的儿子。传文说：“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言云。”陶澍注本，据此而说：“周、陶世姻，此所游，或即家墓也。”这些虽无确指之证，但可供参考。
这首诗，篇幅简短，内容平凡，但却博得很多人的赞赏，当有其不平凡的所在。说平凡，如“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写在某一天气候很好的日子里，和一些朋友结伴出游，就地开颜欢饮，或唱“清歌”，或吹管乐和弹奏弦乐以助兴。这都是很普通的活动，诗所用的语言也很普通。说不平凡，因为所游是在人家墓地的柏树下，要“为欢”偏又选择这种容易引人伤感的地方。在引人伤感的地方能够“为欢”的人，不是极端麻木不仁的庸夫俗子，应该就是胸怀极端了悟超脱，能勘破俗谛，消除对于死亡的畏惧的高人。渊明并不麻木，他明显地“感彼柏下人”死后长埋地下所显示的人生短促与空虚；并且又从当日时事的变化，从自身的生活或生命的维持看，都有“未知明日事”之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为欢”；还能做到“余襟良已殚”，即能做到胸中郁积尽消，欢情畅竭，当然有其高出于人的不平凡的了悟与超脱。以论对于生死问题的了悟与超脱，在渊明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如《连雨独饮》：“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五月中和戴主簿》：“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神释》：“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