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3年第10期
漫谈中国新诗地理
作者：蓝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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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诗是个人化的产物，诗歌必须首先符合个人气质。地理、地域这些环境因素可以转化为诗人的心理因素，有时对创作产生影响，但地理、地域并不决定诗人的创作。诗人由于经历的不同和个人气质的不同受地理因素的制约情况又是不一致的。同样是一个地区出来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会有很大的差别。同是一个地区的诗人有的可能豪放，有的可能婉约。
谢冕：我插一句。我可以断定，从福建出来的诗人没有豪放的。他写不出豪放来。
吴思敬：一个地区的风格会有一个大致的相同。从创作角度看，外部环境是创作资源，但外部环境必须转化为心理因素诗人才能够有创作冲动。这里最重要的是转化过程，决不是外部是什么，就产生什么。外因决定论太简单了。
谢冕：我再插一句。蔡其矫先生和牛汉先生都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很多年，但让蔡其矫写出牛汉的诗不容易，让牛汉写出蔡其矫的诗也不容易。
吴思敬：外部因素其实也应该细分为地域环境、生活环境等等。刚才谢老师所说的丹纳，他说德国人生活在阴冷地区，容易养成深思的习性，喜好深思，所以德国出了一大批的哲学家。法国、意大利他们靠南，气候温湿，他们重视享受，重视口腹之欲，所以出了大量的艺术家。你要罗列一批大画家，就先找意大利和法国。艺术和地域也确实有关。从中国民歌看，南方的《茉莉花》和西北的“花儿”确实不一样。
湖畔派诗人冯雪峰年轻时的创作确实具有江南的特点，他写的“妹妹你是水呀”，非常婉约，非常轻柔，与他后来作为党的文学艺术代言人时的创作完全不同。汪静之年轻时的创作与以后也不同。他们走南闯北后，自身的湖畔风格都消失了。
“七月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他们南方的北方的都有，革命意识压过了地域意识。．我觉得在新时期以后，虽然多数创作现象还不够成流派，但也有与地域有关的现象。在我谈新生代的一篇文章里，我把新生代的创作分了三个板块：北京板块、四川板块、江浙板块。当时没谈到地域性，实际上这三个板块都有地域性，最明显的是四川板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所以我觉得在一定时候借-助地理因素可以给流派一个描述，但这种描述它不会是尽善尽美和绝对准确的，作为一种观察角度是可以的。
地域因素除去自然因素外，更重要的应该是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更丰富，它首先包括风俗。一地有一地的风俗，风俗虽然不是地理，不是山脉、河流、土壤，但是每一地有每一地的民风，风俗比自然对诗歌的影响更大。高尔基说过一句话，“风俗比风景更重要”。地域因素中我首先看重的是民俗民风，民风更能形成一个地区的共同的心理特点。
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很重要，但我觉得，诗人的个人成长最终决定诗人的创作面貌。
王光明：我觉得诗歌与地域的关系还可以从更多层面来看，从空间的区别来看之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来考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台湾诗歌，台湾诗歌很难体现出来地理空间的特点，也缺少语言的特点。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推行过日语，后来国民党到台湾后，美国对台湾的影响也很大，从语言到文学艺术都是这样。大陆诗人到台湾后，有一种孤岛感，在空间隔绝和语言隔绝的情况下，艺术观念上自然地倒向了西方。但是倒向了西方之后，并不意味着可以写出好诗来。即使1956年纪弦他们提出横的移植，也未见起色。他们主要的力量用在了论争上。直到余光中的《天狼星》、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等出现，现代主义才算是在台湾登陆。这时候，可以说是汉语普通话或者说现代汉语在台湾真正生根了。台湾诗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风景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冷战时代的思想和感受在台湾诗歌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包括在英美诗歌和苏联诗歌中都没有台湾诗歌表现冷战那么到位，这与他们的空间范围和个人经验有关系。
朦胧诗之后四川诗歌的勃发，茶馆的悠闲、火锅的热情与四川诗歌的风格是相对应的。四川人的热情表现在谈话的声调中，普通话有其可笑的一面，不够生动、细腻。四川人写作就有一个语言的转换问题。我想表达的是，从诗歌地理学来看，地域的语言与诗歌创作有关系。
孙玉石：诗歌地理学用来描述和推测是合理的，但现实当中的诗歌产生的原因太多。民歌的地域色彩绝对是很浓的，陕北的民歌、甘肃的花儿、江南的小调、东北的二人转等等，原先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我看以后也还是这样，即使将来怎么全球化了，怎么现代化了，这个格局是不容易打破的。我去年到梅县，晚上到街上溜达，当地人在街头的对歌特别热闹、自然。在民间、群众的文艺创作中，地域的决定性是绝对的。另外，我觉得对自觉地进行地域风格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有相对的稳定性，也不会受现代化太大的影响。比如原先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像赵树理移居北京后依然写的是他的山药蛋派。
湖畔派到最后只剩下冯雪峰和汪静之，冯雪峰最高峰的作品就是在监狱里写下的那批东西，特定环境造成了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浅浅的隐晦，淡淡的象征。他如果写得太明白了，那人家不放过他，太曲折了战友又看不懂，这样作品反而有了生命力。后来的汪静之写的就是公共话语了。
文化的流动有时也会产生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九叶派”最有名的诗人穆旦，祖籍浙江，长在天津，成名在昆明，又到美国。你能说他的诗是什么特色，只能说是个人的特色，人类的特色。
地方色彩和个人色彩有一个怎样平衡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当你走出地方时别忘了地方，当你走向人群时别忘了你自己。
王光明：作为福建的诗人，蔡其矫专门有一本《福建集》，蔡其矫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诗人没有一个地方作依托的话，他的诗歌是有问题的。 谢冕：假如吴思敬的板块说成立的话，还有一个板块我们应该说说。我说的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文化比较薄弱，但是所谓的新边塞诗确实是因地域而产生。因为大西北的苍茫、悲凉、阔大、雄壮，使得这些外来的诗人——上海人，武汉人，河北人等到了这个地方都写这种大诗，像章德益、杨牧、周涛等，我想这是三个原因形成的，一是自然条件的逼迫，二是共同的提倡形成氛围，三是个人气质对外部环境的认同和迎合。
陈旭光：但沈苇是个例外，沈苇的诗有新疆的粗犷，也有江南的灵气。
谢冕：沈苇的现象也是有原因的，他生活在更开放的、个体更张扬的一个时代，而杨牧他们是相对从封闭中走出来的时代。所以沈苇能更好地保持江南的气质。他一方面有西北苍凉空阔的感受，一方面又有江南的细腻，这些在他的诗中比较潜在地表现出来了。
吴思敬：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提出的时间不短了，初期的边塞诗还是比饺表象化的，它深入心灵的层面不够。虽然不少评论家也为西部诗唱赞歌，但真正的有影响的西部诗并不多，他们风格大体相近，后来难以为继，再那样写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西部诗应该写出西北人的心灵，写出西北人生命深处的东西。牛庆国等一批诗人不是在写沙漠、戈壁，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人的心灵，《饮驴》等作品就从小处写了西北人的苦难。西部诗歌已向着一个新的方南在走。 林莽：前年我们在兰州开了一个西部诗歌研讨会。与会的年轻诗人对然。在民间、群众的文艺创作中，地域的决定性是绝对的。另外，我觉得对自觉地进行地域风格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有相对的稳定性，也不会受现代化太大的影响。比如原先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像赵树理移居北京后依然写的是他的山药蛋派。
湖畔派到最后只剩下冯雪峰和汪静之，冯雪峰最高峰的作品就是在监狱里写下的那批东西，特定环境造成了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浅浅的隐晦，淡淡的象征。他如果写得太明白了，那人家不放过他，太曲折了战友又看不懂，这样作品反而有了生命力。后来的汪静之写的就是公共话语了。
文化的流动有时也会产生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九叶派”最有名的诗人穆旦，祖籍浙江，长在天津，成名在昆明，又到美国。你能说他的诗是什么特色，只能说是个人的特色，人类的特色。
地方色彩和个人色彩有一个怎样平衡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当你走出地方时别忘了地方，当你走向人群时别忘了你自己。
王光明：作为福建的诗人，蔡其矫专门有一本《福建集》，蔡其矫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诗人没有一个地方作依托的话，他的诗歌是有问题的。 谢冕：假如吴思敬的板块说成立的话，还有一个板块我们应该说说。我说的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文化比较薄弱，但是所谓的新边塞诗确实是因地域而产生。因为大西北的苍茫、悲凉、阔大、雄壮，使得这些外来的诗人——上海人，武汉人，河北人等到了这个地方都写这种大诗，像章德益、杨牧、周涛等，我想这是三个原因形成的，一是自然条件的逼迫，二是共同的提倡形成氛围，三是个人气质对外部环境的认同和迎合。
陈旭光：但沈苇是个例外，沈苇的诗有新疆的粗犷，也有江南的灵气。
谢冕：沈苇的现象也是有原因的，他生活在更开放的、个体更张扬的一个时代，而杨牧他们是相对从封闭中走出来的时代。所以沈苇能更好地保持江南的气质。他一方面有西北苍凉空阔的感受，一方面又有江南的细腻，这些在他的诗中比较潜在地表现出来了。
吴思敬：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提出的时间不短了，初期的边塞诗还是比饺表象化的，它深入心灵的层面不够。虽然不少评论家也为西部诗唱赞歌，但真正的有影响的西部诗并不多，他们风格大体相近，后来难以为继，再那样写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西部诗应该写出西北人的心灵，写出西北人生命深处的东西。牛庆国等一批诗人不是在写沙漠、戈壁，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人的心灵，《饮驴》等作品就从小处写了西北人的苦难。西部诗歌已向着一个新的方南在走。 林莽：前年我们在兰州开了一个西部诗歌研讨会。与会的年轻诗人对然。在民间、群众的文艺创作中，地域的决定性是绝对的。另外，我觉得对自觉地进行地域风格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有相对的稳定性，也不会受现代化太大的影响。比如原先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像赵树理移居北京后依然写的是他的山药蛋派。
湖畔派到最后只剩下冯雪峰和汪静之，冯雪峰最高峰的作品就是在监狱里写下的那批东西，特定环境造成了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浅浅的隐晦，淡淡的象征。他如果写得太明白了，那人家不放过他，太曲折了战友又看不懂，这样作品反而有了生命力。后来的汪静之写的就是公共话语了。
文化的流动有时也会产生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九叶派”最有名的诗人穆旦，祖籍浙江，长在天津，成名在昆明，又到美国。你能说他的诗是什么特色，只能说是个人的特色，人类的特色。
地方色彩和个人色彩有一个怎样平衡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当你走出地方时别忘了地方，当你走向人群时别忘了你自己。
王光明：作为福建的诗人，蔡其矫专门有一本《福建集》，蔡其矫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诗人没有一个地方作依托的话，他的诗歌是有问题的。 谢冕：假如吴思敬的板块说成立的话，还有一个板块我们应该说说。我说的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文化比较薄弱，但是所谓的新边塞诗确实是因地域而产生。因为大西北的苍茫、悲凉、阔大、雄壮，使得这些外来的诗人——上海人，武汉人，河北人等到了这个地方都写这种大诗，像章德益、杨牧、周涛等，我想这是三个原因形成的，一是自然条件的逼迫，二是共同的提倡形成氛围，三是个人气质对外部环境的认同和迎合。
陈旭光：但沈苇是个例外，沈苇的诗有新疆的粗犷，也有江南的灵气。
谢冕：沈苇的现象也是有原因的，他生活在更开放的、个体更张扬的一个时代，而杨牧他们是相对从封闭中走出来的时代。所以沈苇能更好地保持江南的气质。他一方面有西北苍凉空阔的感受，一方面又有江南的细腻，这些在他的诗中比较潜在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