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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新诗地理
作者：蓝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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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4日下午，《诗刊·下半月刊》编辑部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图书室举办了关于诗歌与地理关系的座谈会。座谈会邀请了诗歌评论家谢冕、孙玉石、吴思敬、王光明、陈旭光和诗歌版本学家刘福春参加，会议由《诗刊·下半月刊》编辑部主任林莽主持。诗刊编辑蓝野、李志强、李文彦等参加了座谈。在仅两个小时的座谈中，与会评论家们围绕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基本轮廓进行了漫谈式的对话，时有对当下诗歌创作颇具启示意义的精彩之论，座谈内容整理如下：林莽：《诗刊·下半月刊》在办刊方面一直寻求新的创意，以使刊物更具活力。诗歌圆桌栏目是读者、诗人、评论家沟通的桥梁。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就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围绕诗人、诗人群体、诗歌的地域性等方面简单勾画一下新诗的情况。新诗诞生以来，诗歌在整个国家版图上的分布是不一样的，它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联，为什么每个历史阶段诗人们会在不同的地区集中出现，有些诗歌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有什么不同的历史背景，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想通过这次谈话引发诗歌研究者对诗歌地域性的关注，希望将来有人专门来写文章，或者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不是研究性的，而是话题性的，大家可以敞开谈。
孙玉石：诗歌与地理的关系这个提法比较陌生。但研究作家、文人与地域的关系还是有一些先例的，潘光旦曾做过江南望族的研究，为什么在江浙一代产生那么多的文人，那么多的大家，他就从家族史做起，而且做很细的调查研究，整个文化的产生、文化的渊源以及与家族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开了很好的头。后来，阶级性的强调，理论走向狭隘，这些有意思的研究被抹杀掉了。“五四”后的第一代、第二代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作家地域的分布比较明显，跟地方文化的发达与否大有关系，当时出现的大诗人多数还是大家族教育产生的，胡适就是传统教育和西方文化教育相互冲撞才能产生的人物，二、三十年代的诗人与地域问题比较清晰。后来大城市的发达便有了真正的文化中心，提供了文化生产的大的基地，对文化人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几年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北京和上海两地，一是上海的先锋思潮的形成过程，大体上是1926年到1937年抗战前，这十年的诗歌运动实际上领导、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和他们周围的几个人开始办同仁刊物，后来便出现了一些高峰性的作品，如戴望舒的《望舒草》，这样实际上就出现了领袖型人物，出现了一种创作风气，也有几个阵地，如1928年出现的《新文艺》、1932年出现的《现代》、1935年出现的《现代诗风》等，这些刊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5年，冯至从国外回来了，孙大雨、梁宗岱、卞之琳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南北大聚会，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发达、文化界对现代派的接受、领袖人物的出现等因素在推动这个时期的诗歌潮流的发展。北京也是这样，虽然“五四”落潮后显得比较寂寞，但是它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而且它的大学教育使传播与接受先锋文化的速度也比较快，当时清华、北大相当先锋，有一批诗歌写作者，所以才会有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的《汉元集》的出现。《汉元集》一共办了两年多，出了74期，大量的篇幅介绍最新潮的诗歌理论、刊登同仁的诗歌，多种风格、流派的诗歌在这里刊出。当时何其芳化了许多别的名字来发表诗歌，有些非常先锋，比如有一首诗写到落魄、孤独，他用了这样的句子“我看见我的尸体躺在床上”。这样形成了以《汉元集》为中心的一批人，如林庚、废名、赵罗蕤等。赵罗蕤当时是一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给上海的刊物投稿，戴望舒就给她写信，说：你把《荒原》翻译出来，我给你全发。对她鼓励相当大啊，她就把《荒原》翻译出来了，《荒原》翻译多难哪：1937年给她出版了。由于抗战，当时《荒原》没形成大的影响，实际上这就是国内第一次翻译的《荒原》，到现在这还是最好的译本。一些最先锋的事件也发生在那个时代，大学里就在讲诗，大学毕业论文可以用诗来做。林庚临毕业时就向校方提出：我能不能用诗集来代表毕业论文?当时系主任就表示同意，但要求有指导老师。林庚就找了朱自清，朱自清痛快地答应了。这是此前以后都没有的!就是这样一种环境、氛围造就了一批先锋诗人。就这样在上海、北京互相呼应下，把新诗运动的现代性追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因为抗战，西南联大现象出现了，我觉得非常值得研究。当时的昆明本身没有多深的文化底蕴，但因文化团体的移动，一大批精英来到了，新人也陆续出现了，如穆旦、郑敏等等。杜运燮本来在厦门大学读书，没参加考试就跑到当时还在长沙的西南联大旁听，旁听了一年后，学校发现这人挺有才华，就正式让他人学了。实际上西南联大现象就是一个文化大迁徙现象，这样造就了当时的昆明为文化中心，冯至、卞之琳、闻一多、朱自清等都在那里。
抗战时期还有一个特异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广东诗人群，蒲风等相当活跃。现在我的一个博士在做的论文是《上海的诗歌运动》，论及南京、苏州，主要写了从1928到1937的现代派运动。
把地域文化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很有意思，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两本书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鲁迅与浙东文化》，就下了比较大的功夫，从族谱到地方教育等都有细致探究。但对诗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这些话题很有空间。我前几年课堂上老开玩笑，说福建盛产女诗人，盛产批评家。批评家谢冕、刘再复等等，还有王光明，这里就有两位。女诗人从二十年代的冰心开始，三十年代出现了林徽音，四十年代出现了郑敏，都是高峰性的人物。
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开放性、流动性，其实郑敏、林庚虽为福建人但都生长在北京。地域文化或者我们今天主要谈的诗歌地理在广义上研究很有意义，太狭窄了就不好做了。
林莽：孙老师刚才说到的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都是穿插在一起的，谈的很具体，我们听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诗歌事件，从新诗八十年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变化与进步。
西南联大时期，在延安、重庆也有一批诗人，像延安的贺敬之啊，这种分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
近两年来看，许多诗人集中在北京和广州，我觉着这也是近些年来经济的变化产生的一种现象。在广州、深圳有一些新移民或打工者，产生了一批诗人，北京也是，一大批外省青年诗人在报纸、杂志工作。新疆、甘肃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诗人也比较集中，创作势头不俗，这种情况也很有意思，也有它的特殊性。
刘福春：大体上来看，1949年前的诗歌中心基本是上海，1949年后的诗歌中心就是北京了。1949年前新诗出版物多是在上海出现的。1949年之后，甚至直到现在，上海的诗歌创作情况应该说一直是低迷的，感觉跟过去不能比，我想原因是1949年后倡导的工农兵写作与上海的人文环境是不合拍的。
现在有一些特别好玩的现象，广州一带诗人较为集中，有一种比其他地区更加开放的环境，各种新思潮应该是很活跃的，同时广州也确实存在着先锋诗歌写作。但在诗歌观念上比较保守也很典型的事情，为什么是在广州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谢冕插话：你能够解释吗?)我是提出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辽宁在1985年一下创办了三份诗歌刊物，现在还有《诗潮》、《中国诗人》，但就新时期以来看辽宁诗人在全国的影响似乎不大。再一个问题是，山东诗人众多，但山东惟一的一份诗歌刊物《黄河诗报》也消失了。
谢冕：这些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某些诗歌现象应该产生在权力中心的北京，权力中心最易产生保守的事物，但它却没在北京。文学现象、诗歌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说权力中心在哪儿，某种保守现象就一定在哪儿。我在这里不作价值判断，我认为这表现出的是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包括你说的山东、辽宁。
文学艺术与地理地域有很大的关系。丹纳的《艺术哲学》里提到，鲁本斯的油画就该产生在荷兰。鲁本斯的油画表现了什么呢?那就是肉感，他画的女人非常强壮、丰满，和荷兰地区那种多雾的湿气很重的环境非常吻合。从这个角度来谈文学艺术现象有不够科学的地方，但我还是比较认同丹纳的观点。我们看到的维纳斯女神像，那一定是产生在意大利地中海沿岸，那个地方的气候温和、阳光充沛，女人都非常漂亮。我们《诗经》中的《国风》产生于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大体上是北方诗歌的风貌。而《楚辞》就是南方诗歌，也就只能是在云梦泽，在楚地出现，这种风格不可能是在北方产生的。《楚辞》的《九章》《九歌》所歌咏的女人非常开放，非常的美丽，女神、女鬼非常迷人，那种眉目传情，那种男女之间的欢爱表现得非常的活泼。我在湖北住过10个月，在江陵地区我寻找过，我想看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寻找到那种《楚辞》的风韵，我说，我找到了。那些女子都非常漂亮，那种装扮也鲜亮动人，我觉得她们就是《楚辞》中的女神。中国这么大，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的。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出现了那么多的现代诗人，徐志摩、艾青、戴望舒、金克木等都是这一带的人。这个地方是鱼米之乡，它的气候温湿，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所以才会有众多的诗人出现。当然，北方有北方的诗歌，我从兰州坐汽车到酒泉、莫高窟，再从乌鲁木齐返回来，这一路看下来，哎呀，感觉在大西北产生的诗歌应该是非常悲凉的，那里生存环境大恶劣了，只感觉到一片黄，光秃秃的一片。西北一定应该会产生非常悲凉的、阔大的、壮烈的诗篇，会出现大诗歌。而江南的格局小，它可能感情很丰富很缠绵多情，但出现大诗歌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南朝的民歌和北朝的民歌也是不一样，南朝的民歌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而北朝的民歌壮阔、粗犷。
我最后想说的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今天所谈的地域差异正在被理平，对艺术来说，这非常不好，非常可怕。社会发达了，交流便利了，农村不断地弱化，这样就造成了区域一般化，再加上纯粹化就不得了啦!我们就不会看到鲁本斯的油画中的女人了，也看不到《楚辞》中的女人了。甚至我住的小区也是美国建筑风格的。艺术的生存依靠的是个别性与差异性，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应该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抹杀了许多好东西，我的隐忧是，将来不分东西南北了。《楚辞》就应该是《楚辞》，《国风》就应该是《国风》，《齐风》是《齐风》，《魏风》是《魏风》，什么风就是什么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但给艺术带来的困惑和危机也是不言而喻的。
陈旭光：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第一篇里谈的其实就是文化与地域的关系，一个艺术家的观察、感悟必然与他所生活的环境有关。建国以后具有地域意义的诗歌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基本消失，朦胧诗的崛起与一代青年在北京皇城根下的压抑和忧患有关系，在外省就缺少这种沉重的文化气氛。朦胧诗之后就有了外省诗歌的崛起，特别是四川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对北京的话语中心有着颠覆的意义。后朦胧诗中的“他们”应该说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也包括苏州、杭州的一些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懒散、慵懒、平等、小市民态度是与江南的气息相通的。广州的诗歌写作一直未有地域性的迹象，或者有，但也不明显，这可能与它是一座移民城市有关。
现代诗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日本留学生和英美留学生的诗歌写作是不一样的，象征派大多是留日的，新月派大多是留英美的。(谢冕插话：这是为什么呢?有原因吗?)留学日本的家庭环境大多不是很好，中等，顶多是中上水平，还有举债而去的。有钱人家就可以留学英美，他们的留学生活也比较优裕。在日本的留学生又非常受歧视，生活得很压抑，像郁达夫、郭沫若。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不一样的写作。在政治观念上，留学日本韵多是左倾的，留学英美的大多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