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5期
诗歌语言：特殊话语的顿挫与飞扬
作者：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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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诗歌语言、尤其是中国当代新诗语言的话题。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当代新诗在半个多世纪的行进中存在很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思与存在的最为凝聚的体现形态，更像一束时代黑夜中凝结的火焰。诗作为一种不无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作为语言与灵魂的双重涉险与发现，很少有人能企及它。真正的诗总是选择个别人去完成。诗人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诗人是这一家宅的看门人。”可以说，诗作为一门古老的人类生存方式，语言与生存世界形成了对称或者对抗，从本源意义上诗歌语言是充满呼吸的向阳生长之物，它的繁殖和增生能力是惊人的。它具有对存在的澄明去蔽能力。诗人在语言中返观自身，确证存在。
一、语言的迷途与诗意的消解
古典诗人一直是很注重诗词语言的炼字和炼意的，“红杏枝头春意闹”、“春风又绿江南岸”、“推敲”和“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等已成诗坛的佳话和经典。而上个世纪中国汉语新诗的语言存在诸多悖论性问题的纠结与矛盾。诚如王光明所说：“二十世纪中国诗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语言和形式问题，汉语诗歌的发展必须回到这一问题中建构，才能使诗歌变革‘加富增华’而不是‘因变而益衰’”。
毋庸讳言，诗歌实践曾经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畸形发展，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在他者(other)性话语的规范和框定下消失殆尽。诗歌，成了直接服务于功利目的的斗争工具和利器，而语言则成为图解和直接比附意识形态的容器。郑敏在《诗歌与文化》等文中清算了这种语言工具论，诗人痛切地感到“我们很不幸地把我们的汉语文学语言给割断了。”那种惯性的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认为“语言是工具，语言是逻辑的结构，语言是可驯服于人的指示的，总之，人是主人，语言是仆人。语言是外在的，为了表达主人的意旨而存在的身外工具。”在长期的红色卡理斯玛和虚幻乌托邦的幻想中，诗歌的语言被浸染上语言本体之外的道德判断，这就形成了善恶对立的二元修辞体系。这种约定俗成的完形权威的意义假定，导致了中国诗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匮乏。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先人为主的对词语做出简单荒谬的分类处理的二元对立的过程。这就是本质化的语言观——认为在语言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存在着固定、对应的确定关系，也即一个语言符号都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所指、一个固定的意义。在这种语言观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单一的、约定的、透明的。而我们所持有的诗歌的语言并非是日常指称性的语言，而应该是修辞化的语言观。“相对于日常语言，诗歌语言在许多方面犹如一种方言，受其本身特有的规则所支配，甚至常常发音也不同。更深一层的含义便是，诗歌并不仅仅是日常语言的一个专门化的部分，而是一个完全有资格独立存在的完整的语言体系。”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不确定的、复杂的、歧义的、滑动的。不存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约定对应关系，更不存在一个能指对一个所指的想当然的指涉和必然关系。然而在曾经有过的众口一腔万人同调的消弭个性的集体性大合唱中，诗人在这种语言工具论的框定下使用早已失效的死掉的诗歌语言和意象，如“青山”、“旭日”、“红梅”、“大海”、“青松”等，1958年的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将诗歌的语言的粗糙化推向极端，诗歌语言在虚假感情的泛滥中完全成为非诗的语言。如《一只篮》：
姐姐用过这只篮
领着爹爹去讨饭
妈妈用过这只篮
篮篮野莱度荒年
嫂嫂用过这只篮
金黄窝头送田间
我今挎起这只篮
去到食堂领花卷
正是体悟到语言工具论和本质化语言观的诟病。郑敏坚持摒弃这种带有先天不足的精神疾病气味和带有廉价的善恶判断标准的语言。她提醒诗人们“在诗和语言面前要沉静一下容易喧嚣的自我，语言就会向诗人们展开诗的世界。诗来自高空，也来自心灵的深处，那是一个人的良知的隐蔽之处。”
二、崛起的重造与失语的探询
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一般都认为朦胧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写作接续了“五四”新诗传统，完成了诗歌由外向内的转换，即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换。相应，他们的诗歌语言是尊重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依据的诗性的语言。然而学界对朦胧诗普遍缺乏反思的态度，当然包括它的语言问题。而我认为，朦胧诗的语言并非是完全个人性的话语书写，而带有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等力量的影响和牵绊。
这首先是因为朦胧诗是一种经验性的写作。而经验性写作是很危险的，经验有时候是非常可疑的。而本应最为敏锐最具挖掘力和创造性的诗歌写作，不仅在朦胧诗之前的红色诗歌选本文化写作中充斥着非文学火药味，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延续到朦胧诗写作中。正是朦胧诗人在诗歌文本中经验和思想立场的过分凸现妨害了诗歌的本体性，诗人宣讲得过多，尽管比照以往的诗歌话语，朦胧诗写作更具有现代性也更接近诗歌本身。如《致大海》：
有过咒骂，有过悲伤，
有过赞美，有过荣光。
大海——变幻的生活，
生活——汹涌的海洋……
“自由的元素”呵，
任你是佯装的咆哮，
任你是虚伪的平静，
任你掳走过去的一切
一切的过去——
这个世界
有沉沦的痛苦，
也有苏醒的欢欣。
美国诗人麦克利许说：“一首诗不应说明什么，而它本身就是。”而朦胧诗人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诗，从古老的造字意义和诗人言说方式上是一种与世俗社会生活对称甚或对抗的一种想象性和创造性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或日是一种“特殊知识”，是一门良知和道德的古老“手艺”。在此意义上，诗歌和经文都是同一话语谱系，是用语言的隐喻和象征方式说话。正是在此意义上，诗歌需要阐释，并且诗歌话语本身比实际上说了什么意义本身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关注。这也是为什么第三代诗人有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原因。而在语言的挖掘和对事物的重新发现和命名上，在语言的再生性的繁殖能力上，朦胧诗人的能力是欠缺的，是很不够的，缺乏对诗学经验想象和诗歌语言再生的批判态度，仍然将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和利器。当然，较之朦胧诗之前的主流诗歌对语言的极为粗暴、卑鄙的忽视态度而言，朦胧诗自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从诗歌的本体依据——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和对语言态度的学理上我们又不能容忍朦胧诗的这一缺陷。这也正是阿多诺所表述的——只有重视诗学经验和诗歌语言的批判和模态方面的意义，才能够赋予我们的理论以一种新的倾向——它意味着诗歌由于其模态的、非概念的本质而对现实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概念思想的态度，一种非统治的、非系统的、非分类话语的态度。基于此，我们才要铭记“不学诗，无以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