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21期
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作者:吴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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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质”,才将它换成“中生代”。的确,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既非流派与诗群的命名,又非纯时间性的断代,从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说它是个流派与诗群吧,却找不出共同的诗学主张与相近的艺术风格,说它是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吧,却只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一部分,主要是排除了“第三代”诗人,称其为“部分60后”,倒还比较确切。当然,如果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中间代”改称为“中生代”,其实是意思不大的,而且这种尴尬的处境依然存在。
我的意见是可以把“中生代”这个概念引入当下诗坛,但其内涵可在《江汉大学学报》编者按提法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与扩展。我觉得“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在目前可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前说是“老生代”(即台湾诗界所说的“前行代”),我国散文界早就有“老生代”散文作家的提法,诗歌界似可借鉴,把那些年龄在60岁以上,曾在诗坛产生影响的诗人称之为“老生代”诗人。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后说,则是“新生代”。鉴于牛汉先生当年指称为“新生代”诗人都已进入“中生代”,那么当下的新生代诗人实际上是指“70后”、“80后”这批诗人。由于时间是流动的,那么基于时间而提出的“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概念及其所指,也就是不固定的。如果按眼下的标准,把大陆“中生代”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那么,十年后的“中生代”就应是“60—70年代”出生的诗人了,而且这一分野,也并不如户口簿那么严格,特别是处于临界点的诗人,更要结合他的经历和诗歌的特点,才有一个更好的归类。“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的提法,虽然有其不稳定性,但毕竟20年一代的跨度,也还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利用这一套概念,还是可以抓住时间变化带来的艺术上的新变,对当下诗坛做出较为客观书写的。
因此,我意对当代诗坛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基于流派或群落,如归来诗人群、白洋淀诗群、今天诗派、他们诗派、非非诗派、莽汉诗派、海上诗群等,这可以对诗人和诗歌群体做出更富于个性的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的概念,对诗人和诗人群落做出较为宏观的观察与描述。以这种划代的方式来看当下诗坛,4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可称为老生代诗人,这样一来,不光是牛汉、郑敏、李瑛、屠岸等是老生代诗人,连新时期初期被称为青年诗人的雷抒雁、曲有源、李松涛等也进入了老生代的范围。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可称为中生代诗人。朦胧诗人大多出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期,按照他们对后来者的影响,大致依然可纳人中生代的范围。朦胧诗人之后,包括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翟永明等在内的加入或未加入诗群、流派的“第三代”诗人,以及安琪所开列的“中间代诗人”,均可称之为中生代诗人。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可称为新生代诗人,含“70后”诗人、“80后”诗人,乃至即将破土而出的“90后”诗人。
中生代命名的意义
任何一个科学与准确的命名,要有明确的所指和内涵,这是命名发生的基础;至于这一命名能否流行开,则取决于这一命名是否适合当下的需要。在我看来,“中生代”的命名并非几位学人的独出心裁或标新立异,而是有现实的需要的。
第一,是对当代诗歌进行宏观描述的需要。如前所述,文学史叙述是以代际划分为基础的,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我们提倡并重视对当下有贡献的诗人做个别研究,但这并不能取代总体上的宏观的观照。这里有个点与面、局部与全局、特殊与一般的问题。宏观观照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以代际为基础的观照。很明显,在小农经济时代出生的作家与网络时代出生的作家,由于其生存环境、教育背景的不同,导致其心理与思维取向的明显不一致,是谁都可以想见的。“中生代”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诗人个体组成的,每个诗人都是一颗独特的星,发着自己的或强或弱的光。对他们的研究,当然应以诗人的个体为主。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以代际划分为基础对他们的群体特征加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代出生在50—60年代的诗人,出生不久即赶上“三年灾荒”,挨过饿;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嘈杂的革命口号与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但是他们在成人后,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中许多人上了大学,比他们的前代,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也较为完整。他们的开放意识、他们的个体本位的出发点,使他们身上有一种不驯服性,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摆脱,一种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他们强调对诗性本位的回归,不仅看重写什么,更看重怎样写。而他们中有些人热衷轰动效应,制造颠覆性话题,似乎也不难看出动乱时代在他们潜意识中所埋下的“造反”与“运动”的情结。
第二,是沟通海峡两岸诗歌创作与研究的需要。海峡两岸由于长时期的分隔与分治,使其创作与理论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这其中就包括有些术语与称谓的不对应。“中生代”在台湾诗坛,是已经普遍使用了十余年的概念,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诗人。我们如今也用“中生代”来指称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就使海峡两岸的“中生代”概念有了大致相同的内涵,进而可以对海峡两岸的中生代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促使对应的交流,从而使两岸诗学少了些阻隔,多了些沟通,为形成覆盖两岸四地的大中华诗学奠下了一块基石,又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是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和化解形形色色的山头的需要。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诗坛的流派、诗群层出不穷,这其中只有少数已经沉淀下来,但大多数是强立名目,时过境迁,便如肥皂泡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山头林立的现象的背后则是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一些诗人出于入史的焦虑,一方面拉起山头,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另一方面,四面树敌,不断出击。回顾近年来诗坛上的争议,有一些固然是不同流派、不同艺术主张之间的正常交锋,而相当一部分则是出于个人与流派恩怨的互相攻击。在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派”写作的诗人之间,互相攻击,火药味极浓。但用代际划分的尺子一衡量,他们都是属于“中生代”诗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远远超出他们标榜的不同。此外还有这些年来炒作得很热闹的“第三条道路”、“中间代”等,其实均可以纳入“中生代”这个大范畴。我认为,“中生代”的提出不会给当下的大陆诗坛添乱,反而可以促进诗人们的代际认同及彼此间的理解。
中生代命名与中年写作
在今天提出“中生代”的概念,除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更重要的一点,是提醒诗人和读者对当下的中年写作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