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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作者：吴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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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叙述与代际划分
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有一定的代际基础。当年的“创造社”不过是留学日本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也主要以“老三届”的知识青年为主体。很难设想一种诗歌流派是可以涵盖上到七八十岁的老诗人下到二十岁的小青年的。
一般说来，构成社会的一定的年龄层(通常为二三十年)的人，有类似的历史经验、类似的生存方式、类似的文化传承，通常就被称为一代。对于事物的看法，父母与子女间、年长者与年轻人间、老师与学生问……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代与代之间出现的差异与裂缝，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代沟(Generation gap)。正确地认识不同世代间的裂缝与差异，是对文学史做出客观描述的基础，抹煞或夸大这种差别都是不妥当的。此外，代际划分，不仅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诗人尽管往往以遗世独立的姿态出现，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种归属感的。种种流派的结合，其实也都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
对创作或研究队伍按代际加以划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全有，至于划代的时间尺度则不尽相同，有的以30年为一代，有的以20年为一代，有的则以10年为一代。我国的经济学界便有“50一代”、“60一代”的提法：“如果说10年就是一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学界大约活跃着1950—1970年代出生的三代人。加上正在求学的80年代出生的学子，总共也就四代。”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则有“五字辈”、“六字辈”、“七字辈”等说法，“五字辈”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字辈”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七字辈”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面临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相近的教育与人文背景，必然会对他们的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举例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老二届”诗人，先是以红卫兵的身份“经风雨见世面”，再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他们蒙受的欺骗，他们承受的苦难，他们痛苦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转化为写作的内在驱力和深厚资源。他们的诗歌酝酿于“文革”后期，爆发于新时期到来之时，其中流露的对权威的叛逆、对使命的承担、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无不可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找到内在的依据。再如，8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多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催生出的家庭中的“小皇帝”，从小生活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衣食无忧，远离苦难。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商品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影响深入到骨髓，他们是为影视与网络媒体造就的一代，他们的作品想象丰富、轻灵、跳动，在玄思中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奇幻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文学史上的代际划分，诗人与文学史家、评论家之间，着眼点不尽相同。代与代之间有“代沟”，而同代之间也会有差异与裂缝，尤其诗人，更强调自己创作的原创性与独特性，导致了一些诗人对代际划分不感兴趣，对自己被划入哪一代并不太介意。出生于1969年的路也，通常被称为“6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因此被安琪列入“中间代”。路也说：“我出生于1969年12月，因为出生年代是6字打头的，所以就编入‘中间代’了，如果我再晚出生那么几天，就是我妈妈她稍微再耐心一点，那我的诗就要被编入70后的选本了……可是6字打头还是7字打头，你属于哪个‘代’，这对于写作本身来说，真的是毫无意义。”至于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要对一定时期复杂的诗歌现象加以描述，为了叙述的方便，就需对众多的诗人予以适当地归类，于是代际划分就成为文学史家得心应手的一种手段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代际划分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隐性的代际划分，诸如基于流派、群落的划分，像新时期以来的“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派”等。这种划分表面上无代际标记，实际上则暗含着年龄段考虑，比如“归来诗人群”是出生于30年代以前，50年代中期即已成名，随着政治运动在诗坛消失了二十余年在新时期又复出的诗人。“朦胧诗派”则是出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老三届”诗人。
另一类是显性的代际划分，即明确地以出生的时间段落为划分依据。比如目前已叫开了的“70后”、“80后”，以及不久即要诞生的“90后”。《诗选刊》这几年每年在年终出版一期特大号的《中国诗歌大展特别专号》，便是以80年代、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的出生顺序编辑的。透过连续几年的“专号”，明显地可以看出60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
中生代命名的由来与依据
历史地质学对地质年代的描述有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等说法。“新生代”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被借用了，牛汉1986年曾经在《中国》上发表《诗的新生代》一文，把朦胧诗以后涌现的青年诗人称为“新生代”。以后“新生代”就成了与“第三代”并用的一个概念，广为流行了。
“新生代”已提出20年，但“中生代”在中国大陆却迟迟没有叫响。直到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所开展“关于‘中生代’诗人”的讨论，“中生代”的提法才引起大陆诗坛的重视。《江汉大学学报》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诗歌写作群体悄然形成。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以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年诗歌大展前后，90年代中期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
由于这批诗人艺术观念、美学风格、修辞手段等等的各不相同，在诗歌技艺上更综合化，文本呈现上又更个人化，因而，中生代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具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把握之上，否则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指认与确立。中生代诗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
“中生代”借用的是一个地质学名词。中生代诗歌与70后、80后等按时序划分的表象化命名无关，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诗歌经历了整个90年沉闷、黯淡的孕育和摸索有关。有人曾将之命名为“中间代”，这一说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
透过“编者按”对“中生代”的界定，我们发现，这一称号与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的提法最为接近。编者只是觉得“中间代”的提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