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8年第12期
诗人档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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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在的历史人文资源都被席卷一空，胡杨是否意识到，在嘉峪关作一个诗人又是何等的渺小与荒凉?
这种现象显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2007年，在青海曾有一个以“地域诗歌”为话题的小型研讨会，耐人寻味的是，当一些内地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地域诗歌写作进行了肯定之后，反倒是本埠的青年诗人们表示了淡漠和排斥。在内地诗人们看来，青海以及整个西部地区苍凉广袤的自然地理和丰富的人文历史，具有天然的诗歌元素。而在本埠青年诗人们的眼中，l这样的资源已被当年的西部诗歌所穷尽，他们眼下需要的，恰恰是打破这种地域性的拘囿，与当下的主流写作接轨。
对于西部时空做出历史文化题旨上的追认，这是当代诗人们本能性的反应，但由此而形成的，已基本上是西部诗歌阴影下复制性的写作。而清楚这一真相并拒绝复制的本埠诗人，却难以打开新的写作空间。这大约也是胡杨曾经面临的尴尬。
现在，胡杨却悄然刷新出一片新的地域诗歌风景。但这样的新，并不是全新空间的建立，而是在对固有地域形态返还基础上，以对微量新鲜元素的发现和积累而形成的更换。这正如他在《敦煌草原上》这样的描述：
只有一朵花独立于草原之外
一年一年的雨季，雨水低处流
低处的这一朵花
却带领自己的孩子，向高处走
敦煌草原上，由一朵花而一片花
为刚刚相识的两只羊
引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一首看似简单的诗作，却又是经历了诸多观念层次的转换之后，一首具有“发现”性质的诗作。在进入这样的诗歌风景时，胡杨已经历了对陈积为自己“传统”的西部诗歌惯性思维的反复清洗，及其施加在这片地域上宏大历史文化符码的清洗，使之清水洗白银式地还原出清晰的原生生态。然后，顺着“低处的这一朵花”所指示的小径，寻找走向高处的一朵又一朵……
这也就是说，胡杨是在经过了地理分层学上多层覆盖的剥除之后，使大地在原生态的呈现中重新确立自己的诗歌基点的。但这又是一种困难的写作，尽管它断绝了复制，但也失去了依傍。当他摒弃了旧有诗歌余势的承托，便等于从已经启程的飞翔中重新回落地面。但属于胡杨自己的写作正是由此开始，他在只能紧贴地面一点一滴的细微发现中，以本时代写作中手工作坊式的罕见耐心和体温注入，打造自己诗歌的金蔷薇。
这是一种笨拙的方式。当然也是结实有效的方式。在胡杨敢于并甘于选择这种方式时，显然是凭借着一种巨大的潜在动力——当他进入这样的写作，便真正进入了置身于自己出生地的温情中——敦煌是他的出生地，嘉峪关是他的生息地，而整个的河西走廊是他的精神地理家园。由此我们还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关于这片地域的无数诗篇，大致上无不属于过客的咏叹，诚如前边所述，诗人们写尽了这一集地理、历史、文化符号于一体的空间所引发的感怀，但他们唯一不能、也没有条件去做的，正是胡杨这种以唯有对自己出生地血缘性的漫长注视，才能在那些普通、微小物事上“看见”的光束： “西天的云彩，降落于西天之涯／骑马的人，一身鲜亮／像裹了玉／那是穿过了玉门关的玉／成器了”。
胡杨的写作由此显示出了在探底性的蜕变中找到根基后。全面收复失地的脉络。他从宏大的集体主义抒情和公共性的历史文化复制中，步步后退到出生地的个人微观地理，然后在清空了的地理版图上，进行勘探式的重新扫描：《凉州词》《酒泉》《马鬃山一带》《马牙雪山》《敦煌峡谷》《七棵树》《哨马营》《甜水井》《玉门关下》《阳关春雪》……这些诗歌标题中的主体词。无一不是或大或小的地理自然名称，被弃置在远去的诗歌风云之后。但当胡杨以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映照串联起这些灯盏似的地址，整个河西走廊便再次倏地亮了。
但这绝不是最后的风景。胡杨用他的写作表明，无尽的诗歌风景。永远存在于有待打开的空间之中。
胡杨诗歌印象 胡 弦
在嘉峪关，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一只燕子?看胡杨的诗《嘉峪关上的燕子》：
垛口上，站着燕子
城台上，站着燕子
阁楼上，站着燕子
游击将军的府邸
站满了燕子
黄昏的时候
它们集体鸣叫
从各自的位置起飞
它们是燕子
多么自由
嘉峪关我没有去过，我只能在文字中仰望。胡杨生活在嘉峪关，真好，一抬头就看见了巍巍雄关，就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前世。或日前世一半，今生一半。生活在嘉峪关，诗人想不大气都不可能，因为时间对你失去了限制。一抬头，你看见的就是时间那头的事物。在嘉峪关下，诗人仍然是质朴的，却又仿佛有“立体主义”的异能。
但诗人是克制的，他反复地写燕子，写它们站着，反复地写它们站着。燕子有翅膀，可诗人不让它们马上飞起来，只是到了诗的末尾部分才用了个飞字。读这首诗，我觉得诗人是把自己当作了燕子，他站到了更高的位置，并长出了翅膀。他站着，看清了更多的东西：起飞，到达了更远的时空。做一只燕子真好。燕子是个奇迹，就像诗歌是个奇迹。诗中还有“它们集体鸣叫”这样的句子，让我想起了在这里鸣叫过的无数燕子：陈荣、汪灌、林则徐、宋伯鲁、裴景福、鄂尔泰、左宗棠、周达武……这些人都写过嘉峪关，列举他们不是为了跟胡杨对比，只是感叹嘉峪关送出了那么多诗人。
但《嘉峪关上的燕子》还不是我最喜欢的诗。像《故道：车马大店》：“前世的粮仓，遗散一地谷子／车辐上的裂痕，灌满雨水／几只麻雀啜饮、歌唱／一只老鼠坐在马槽／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们各自隐匿／像一段找不见的历史”，再如《在古驿站的废墟上》：“人歇脚，路越来越长／马歇脚路越来越长／历史歇脚。天地苍茫／鞋走完了路，锈迹斑斑／马走完了路，骨头腐烂／历史坐着，几块简牍／睁开眼睛”，都更为通透。作者不是一个夸张的人，但雄阔的风光和无限的历史，使人一张口，不用使劲了，声音已经传出了很远。
我一直是喜欢边塞诗的，从古到今的诗人，我都喜欢。当初读周涛等人的新边塞诗，那种英雄气韵和苍凉之美，我曾为之激动不已。现在居于西北的这批诗人，如古马、阳飚等人，当然也包括胡杨，在保有雄浑大气之美的同时。目光变得更为细致。周涛们用的是长镜头，他们好像更喜欢用短镜头。前者注重营造宏大的气场，后者则带有更多的刻骨之美。
我喜欢边塞诗，还因为它最能让人反顾生命的活力。从古到今，边塞诗的“气”也许是保存得最完好的。嘉峪关是悠久的，包括渭城、敦煌、玉门等等。都充满了历史感。但胡杨的这些诗显然不是历史之歌，它们仍是生命之歌。我喜欢“这些青砖、古旧的木头／一次次撞开大漠的黎明”(《嘉峪关：一个早晨》)，也喜欢“沙的花朵／在反复的打磨中／像一个天真的婴儿”(《沙打旺》)。这是苍凉冷寂中的不屈人生，不知疲倦的激越中，处于中心的，是被小心呵护的柔情。
大漠雄关是辽阔的，但胡杨没有被这种辽阔带走。他在辽阔中找到了窄门，一道可以让燕子经过的窄门，也是一道可以让诗歌翩然而过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