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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出身于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父亲陈依仁两代经营茶业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由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陈布雷少年时代即显示出过人的聪颖。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科考中名列第一，由此名扬宁波。
此一时期，少年陈布雷受其同乡董子咸的革命思想影响，大量接触了《时务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新书杂志，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他在宁波应试期间，即与同学组织了“覆满同志社”。声言：“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他们辟密室，挂黄帝像，站在凳子上学讲演，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与此同时，陈布雷还鼓动表妹学习俄国革命女杰苏菲娅，并说服他的姑父同意表妹进了上海进步女校。
1906年，陈布雷门岁，由堂兄陈怀介绍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宁波距沪校较近，风气开通，学校可任学生自由选课，陈布雷受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影响，“多习史地、政治、泽以文字”，每逢开会必登台练习演说，初时艰涩，后在校园内外竟颇具辩名。
在府中期间，陈布雷在学生中倡导新科学新道德，反对旧式学校生活和腐化学风，常常引起学生中的新旧势力之争。一次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讲会，陈布雷言辞过激，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因校方有意偏袒对方，处置失公，陈布雷拂然退学，离校而去。
1907年，陈布雷由慈溪县中学考取了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浙高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陈布雷眼界大开，然而他仍不满足，经常约几个相知同学去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他追鉴《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有时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写进作文。沈士远先生说他“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邮传部长汪大文主张沪杭市铁路借英款修筑。浙省人民竭力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组织团体，参加统一组织“浙路拒款会”。陈布雷被浙高推为学生代表之一，不但参加了集体请愿，还为“铁道国有”亲自至信杨度。此信寄上海《天锋报》发表后起了进一步动员沪杭各界民众的重要作用，将铁路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用英文撰写。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有人荐举陈布雷。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
“……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1921年元旦，陈布雷的堂兄陈屹怀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仍旧负责撰写评论。陈不胜欢欣。同时开始使用“畏垒”笔名，一如既往直刺时弊。
1926年，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赠给陈布雷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蒋的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陈布雷反对军阀，对北伐军统帅蒋介石当然很有好感，不禁心向往之。而当时的蒋介石也非常需要一位幕僚长，在陈布雷的族兄陈悄怀（此人曾为蒋的私人秘书）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一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邀陈布雷一见。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见到陈布雷，动员他加入国民党，陈难拂盛意，遂由陈果夫与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提出要他留在北伐军总部，他言称“只愿办报，不愿为官”，执意返回了上海。此后，蒋介石又数次坚请陈布雷为官，甚至表示：“愿任何种职务，可由自己选择。”然而陈终不肯就，恳切直言：“我之初愿在以办报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只愿任先生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实非所胜。”
“而蒋介石却不肯让陈屈就私人秘书，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让陈布雷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后又身不由已地提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他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陈布雷才华横溢，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讨伐汪伪，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摆脱不掉“知遇之恩”，便硬着头皮去为行将倒坍的蒋家王朝作无谓的修补。最后，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终于走上了绝路。陈布雷之死，说明在蒋介石身边的最亲信的人也已意识到蒋家王朝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也要捞一把了。
1948年12月初，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寻求美援。
这次出访，是宋美龄诀别大陆的最后一次旅行，从此，她再也没回到到这块土地上。
抵达美国后，美国主事对宋美龄的接待同5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没有请她在白宫逗留，更没有请她向国会发表演说。宋美龄对此感到很难过，就连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看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贵妇人，如今变得如此狼狈，心里十分不安。为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顿在维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的场合，宋美龄更显得十分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少数同意帮助中国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继罗斯福之后就任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茶话会上约见了宋美龄，看上去杜鲁门对她很客气，但茶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便显得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又给她半小时进行申辩的时间，然后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他感到抱歉，因为美国人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亿美元，这项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用完为止，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茶会以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追述说：
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官，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的这次求助，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提供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人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
1949年5月，即在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35年以后才销密（即在蒋介石去世的8年之后），而且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在当时，联邦调查局认定，如果再进一步调查并全部公开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
尽管如此，还是惹得杜鲁门破口大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曾骂道：
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
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对于宋美龄的这次访问，美国新闻界也很苛刻。为了对国民党进行斥责，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万支步枪，l万4千多挺机关枪和两万多支冲锋枪。
随后，当宋美龄还未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发表了指责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白皮书》。宋美龄愤而离开华盛顿，隐居在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从此再未回到大陆，直到国民党逃台，她才跟着到了台湾。
在国内，蒋介石则面临军政大员们纷纷请他“下野”的尴尬处境。
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刍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语气尚属和缓，但其驱蒋的态势已是咄咄逼人了。白氏通电之后，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畛等人更直言要求“总统毅然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说：“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军事一败涂地，经济濒临崩溃，民怨沸腾，四面楚歌，时局艰危如此，蒋介石真正是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求和文告。文告最后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等于说蒋介石准备再一次下野了。1月3日，中共方面由新华社发表了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揭露了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结束，国民党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被全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至此，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精锐部队55万余人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被解放，南京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l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和平条件。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后通碟，遂决定正式下野。
1月16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
l月18日，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从上述人事安排上看，蒋介石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大陆不能存身时，退路只有逃亡去海岛。
l月21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二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愤，与他平时训话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众人之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或失声痛哭人C少壮分子谷正纲忽含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就往门外走。
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办去！”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老人于右任，在众日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地走了。大家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邸。
蒋介石让于右任去找李宗仁办理释放张、杨的事，不过是个托词罢了。事实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看押概由军统局负责，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任何人出面都无法使两位将军获得自由的。杨虎城将军后被杀害于重庆，张学良则被蒋介石裹挟到了台湾，一直幽禁。直到最近几年，张学良才得自由露面。
离开中常委员会，蒋介石驱车先奔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还都3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
1949年1月21日午后4时10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蒋介石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蒋介石都抱有重新出山的信心，今日他心中清楚，再难有还都“登报”之日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第二天就回到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直至4月25日离开该镇。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也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家乡。第一次下野是 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其间9月28日至11月10日去日本40余天，12月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共度蜜月，在家乡仅住了10余天。第二次下野是 I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于12月22日回溪口，在家乡停留时间也不长。这第三次下野，情况与前两次不同，一是在家乡的时间最长；二是虽然离开了总统位置的宝座，但仍然是国民党的总裁，名为引退，实则随时可以遥控；三是下野后离乡出走，从此一去不返，行前遍访当地祖坟宗族豪绅名人，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
蒋介石发迹后，每年都要回到家乡奉化小住，而这一次来，却不只是游览，而颇有“仓惶辞庙”的味道了。
l月21日下午，蒋介石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朝的故宫机场起飞，抵达杭州。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览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镇。往昔蒋介石每次回乡，溪口镇的乡绅和蒋介石自兼校长时的武岭学校师生，都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可是这次却冷冷清清，既没有组织欢迎的仪式，也没有夹道相迎的人群，甚至连消息都未传播，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忙忙碌碌地为他的到来布置一切。蒋介石的车子穿过三里长街，直驶离镇三华里的蒋母墓道，当晚即宿于墓庐“慈庵”。随从和一些客人们则分别住进了武岭学校的礼堂楼上或学校斜对面刻溪之滨的“小洋房”。
据一位当时伺候蒋介石的人员描述蒋介石的那天的心情说：“先生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连个衣架都没有，就大声地训斥随从们说：“怎么连个衣架都没有？你们是于什么吃的？”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地跑到武岭学校拿来一个衣架。吃饭的时候，看到送上来的是由机器加工的白米饭，立时将脸一沉，下令退回去，要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的人只好又到山下的白岩村换米重做。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来了两只大甲鱼，烧好了给蒋介石送上佐餐。
不料当甲鱼端到餐桌上时，又使蒋介石触景生情，怒不可遏的大声申斥施季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
行将去国离乡，心清当然不会好。至于衣架、大米、甲鱼之类，不过是蒋介石借以排遣愁怀的由头而已。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溪口镇上凡是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可粉饰太平，安定人心。初一的晚上，蒋介石还到武岭学校礼堂看了戏。那天晚演出的是京剧《苏三起解》，他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索然离座而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还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
蒋介石这次到葛竹，和其舅舅一家相叙时，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亲舅王贤钜之次子、葛竹武岭分校副校长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直到临别上轿的时候，他又叮嘱了一遍。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以前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这样邀请过我。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到台湾去啊。”
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毛武宝妻子）并且在她家吃了中午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还有一些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了，这些东西表示舅母的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品，交给挑祭品同来的长工苗劳茂，然后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您老人家是否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去呀？”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放心不下自己的家，最终还是没跟蒋经国去，直到1984年病故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哺哺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蒋介石门到一旁，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国妻子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又命堂弟蒋周峰和绰号“朱癫头”的族人挑了祭品，找了供桌，到桃坑山祭扫父亲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及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探头村、葛秦村等地。
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巷，蒋介石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五百元钱，委托他管理好坟墓。之后，去宁波东方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宗霸（即摩河太公），给弥陀寺当家果如和尚白米五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当晚住于附近的天童寺。第二天，回宁波下汽船至勤县横溪，换轿至金峨寺，住一夜，次日乘轿至奉化后琅乡的楼隘林。据楼隘林村民的回忆，那天许多人正在掘笋，弄秧田，上午九时左右，三顶轿子，一队卫士进村，乡绅和族长端香烛欢迎，先到蒋家庙，后进蒋家祠堂，有一蒋姓老头不顾卫士拦阻，大声喊叫“要看看蒋介石”，蒋当即迎上去说：“蒋介石就是我。”蒋介石在祠堂叩拜祖宗神位后即上轿启程。据目睹者辨认，这次与蒋介石同行的有张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
奉化山岭（三岭），离县城不到10里，与溪口蒋姓血统最近。据《武岭蒋氏宗谱》记载，元代的蒋仕杰，从三岭迁居武岭，才繁衍了溪口蒋姓。因此，蒋介石对山岭感情更深，去的次数也最多。清明过后几天，他派人前来通知，第二天上午约八时许，带了蒋经国夫妇、孙子孙女全家到达山岭村，拜了祖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还到摩河庵小坐喝茶。对旅长颇有礼貌，因为旅长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叫他阿叔，族长直呼其小名“瑞元”，蒋也不见怪。对村民也显得亲密无间，当卫士拦阻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说：“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族长提出：“摩河庵已破旧，是否可以修修好？”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最后终因匆匆离开而未成事实。
沙头在城南35华里处，附近有奉化三大名刹之一青莲寺。蒋介石一行于上午到达该村，先到青莲寺朝拜了如来佛，在寺内吃了中饭，饭后进村，到蒋氏宗祠拜了同姓祖宗，和旅长。房长、管帐三人一起合影留念。蒋介石-一问了名字，当其中一个回答叫“蒋兴宝”时，蒋介石接口说：“你把你起的这个名字掉个头，叫蒋包兴就好了。”
大凡人生际遇不畅的时候，对什么事都很敏感，尤其是像蒋介石这种本来就很迷信的人。到葛村时，蒋介石进村就下轿步行。路边有一老人，蒋上前问他姓什么？老人答道：“姓王。”蒋听后感到吉利，十分高兴，脱帽点头。到蒋家祠堂，一姓谢的乡绅想挨近陪同。蒋介石问他：“你姓什么？答曰：“我姓谢”。蒋介石一听感到不吉利，板起了面孔，要他“走开”。蒋介石进蒋家祠堂，同样脱帽行礼，并找族内长辈叙了话。这次到沙谏头、葛泰，共五顶轿子，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和其长孙孝文。孙女孝章。
奉化县城虽无蒋姓聚居，却是蒋介石幼时常来之处，并曾就读于城内的龙津、凤麓学堂，而且他与宋美龄还挂着奉化孤儿院正副董事长的头衔，因引也曾于二月二专程往访。奉化孤儿院负责人的当天日记写下了蒋介石此行的详细经过：
“傍晚公共体育场已人满，五时公暨随从人员等自月岭来，进北门至县府，余于县前遇见频点头，施即向中山公园行，……出公园即向孤儿院，由西屏兄（即刘汉祖）引导，余等于议会路欢迎入院，周围巡视，询问房屋被拆情形，念堂何人建造，经费现状，余-一作答。出门后，经体育场环城路而至中学。参观毕，驱车返溪口，已昏黑矣。”
蒋介石这一次回乡，留连了三个多月，凡能去、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其依依惜别之情不难想见。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24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据原在武岭学校工作的一位教师回忆，4月21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有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介石立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亦停，中途散场。
有人目睹4月25日临走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乘坐判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溪南新砌的石梯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似有无限惜别之情。嗣后即从武岭门坐车启程。
蒋经国4月25日的日记，写下了临行前的离别情绪：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定。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
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下午二时，到达宁海县西庐乡团埃村，下海出走，从此永远离别了家乡。
团埃，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县的吉奇村相邻，南濒象山港。埃，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它东西北三面环山，因而得名。该地离奉化县城 20余公里，离溪口镇 40余公里。1949年即有公路通西店，团埃离西店仅5公里，当时无公路。从溪口出发，坐车再换轿，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
蒋介石要从团埃下海出走，早有打算。据该村村民戴永昌说：“蒋介石坐的兵舰，船头号有‘泰康’二字。这艘兵舰早在1949年阴历过年之前，就到我们村前海面来过，不久，我去宁波，又见它停在江北岸，一看就认得，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以后，蒋介石走前一星期，这只兵舰又停到了我们村前海面上，舰上士兵经常到村里来买菜。起初不知道这只兵舰开来开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为蒋介石在这里出海探路、准备。”戴永昌今年65岁，当时任国民党的甲长。他又说：“蒋介石走的前一天，保长戴森庚通知我，上头告诉，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埃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反正这里的壮年都会撑排，所以在村的一个不漏。
蒋介石走前，村里学校也接到了通知。据当时任团埃小学教师的戴章琏说：蒋介石下海前，他曾接到宁海县教育局的通知，内容还清楚地记得：“最近三日，有一大员过境，学校准备迎送。”戴章琏又说：“当时我们有怕麻烦思想，正好原来已安排了春游，那天借此机会带着学生外出了。师生们快到西店时，见有侍卫迎面来了，我们连忙避开，从岔路走了。回来后，保长戴森庚埋怨我：蒋总统来了，你们故意走掉，我说话听不懂，麻烦死了。蒋介石进过学校，因无人接待，一进去就又退出来了。戴章琏今年71岁，曾任团埃学校校长和西店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据几位村民回忆，蒋介石出走的日子，从潮水判断，只能是阴历三月十二或二十七。这个时间潮比较大，竹排可从村前岸边直放。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戴扬土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是阴历三月二十七（注：这个日子比蒋经国日记上的说的早一天）。
蒋介石走的情景，戴扬土说：“我与戴愈茂二人撑蒋介石坐的那张排，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它四个人，一个是蒋经国，矮矮胖胖身体结实，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可能是卫士，他们都穿着黑色呢制服。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我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他说：“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我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大概这名字也吉利。
竹排约行半公里，即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由汽艇到太康号兵舰。汽艇与兵舰相隔约一公里半。戴扬土说：“我的排还未撑到岸边，顺风传来了太康兵舰上士兵欢迎的口号声。
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元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等人下海的地方，就是团埃村前的头江口，头江口外是铁江，又名清江，蒋氏父子乘的国民党海军泰康号兵舰就停候在铁江，向外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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