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这里也不错:巴黎当然是海明威的
死在这里也不错:巴黎当然是海明威的
起个大清早，五个人扛着八箱行李，又是书又是文件，从酒店出发搭的士到火车站，可是，路程太近，司机竟然拒载，好一个阿姆斯特丹，法例严明不如香港。
只好施展银弹攻势了。人类的共同语言其实不是英文而是钞票，有它，好办事。两倍车资，载不载？三倍、载不载？
载载载，终于首肯，兵分两路，搭乘两辆的士到了火车站，找寻列车前往莱顿大学。好寒冷的早上，天色只是微明，欧陆冷风阵阵刮来，我把脸埋在大衣领子和围巾之内，向来怕冻的我在心底不断暗喊我的妈呀我的妈。
列车月台不好找，找了数遍，仍是找错，幸好荷兰人都通英语，左问右问、三问四问之下总算寻得该搭的火车，两只扛着沉甸甸行李的手臂早已酸得欲断。好不容易上到列车，车厢却甚狭窄，八个大箱子这边塞那边挤，往座位旁边的不同角落找寻放置空间，最后，剩下一箱行李，不知如何是好。
“放到椅子上吧！”我对同行的一位法律系朱教授说。他出生于湖北，农民子弟，苦学成才，在港大读完法律再留学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兼娶了法国妻子，如今在城大法律系执教鞭，此行的一大任务是陪同张信刚教授到巴黎第一大学签约拓展教研合作。
“不好，等一下有人会坐！”朱教授说，“再往角落塞塞看吧！”此时，三、四个年轻人走过狭窄的车厢通道，一人停下来问我们的一位同行朋友是否前往机场，朋友回答不是，对方转身离开。而朱教授于三分钟后发现：放在椅子上的手提电脑不翼而飞，原来是一群可恶的小偷，读了一肚皮大大的学问，但看管不了一架小小的电脑。
任何城市的初冬都予人萧瑟之感，巴黎初冬，在历史建筑的围绕与沉积下，于萧瑟之余另有一番稳重的典雅。
一天早上在初冬巴黎的街头走了二十分钟的路，并非诗意地散步，而是又推又拉地带着行李，走呀走的，为了公务而赶赴一个会面。由于联络略有误差，准时到达一个地方，没看见该见的学者，经过另一番转折联络，原来对方在另一个地方等待，匆匆忙忙扛着行李赶过去。坐下时，每个人都气喘脸红，替巴黎初冬添了几分暖意。早安，巴黎。
那是东方语言及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三位，两男一女，细心介绍他们的课程，也耐心地聆听我们的说明，两边交流，探究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一小时后，转到研究院二楼的校长室，Gilles Delouche教授——也就是研究院的校长——在等候。研究院是旧建筑，木楼梯吱吱呀呀震响，推开沉重的木门，眼前出现一位身高六英尺三的学者，前额微秃，鬓发过耳，身材瘦削，颇有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味道。寒暄之后，Delouche教授开了一瓶红酒，每人一杯，站着喝，办公桌上放满不同口味的芝士和饼干，简直是一场小型的即兴派对。瞄一下表，才早上十一时呢，一天工作似乎要由香烟与红酒、芝士与饼干之间展开，果然，嘿，非常法国，非常巴黎。
如果你去巴黎，请别忘记跟海明威打个招呼。
海明威爱巴黎，更爱陪同他的爱人去巴黎。一九五七年冬天，他与第四任妻子玛丽入住巴黎丽池酒店，甫进门，侍应生递上两个箱子说要还给他，说那是他在一九二七年留下的手稿和日记。海明威接过箱子，旧事如潮涌上心头。一九二一年，他与首任妻子赫德莉初抵法国，在巴黎度过了灿烂的六载岁月，离开前把杂物寄存于丽池酒店，没料一存便是三十个年头。海明威把箱子搬到酒店房间，喝了一杯威士忌，躺在沙发上，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写一本关于巴黎的书，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写一栏关于自己为何爱上巴黎的书。
海明威花了三年完成心愿，写成《流动的飨宴》(A Moveable Feast)。海明威的巴黎，从圣母院附近的“莎士比亚书店”开始，他在书本里找到心灵故乡。女老板毕奇对他甚好，不仅让他赊账买书，更经常借钱给他周转。海明威的巴黎，当然更有咖啡馆、餐厅以及酒吧，他善于与人攀谈与观察，哪位侍应的哪个表情和哪句对话，在他的笔下，统统变成文学。咖啡馆、餐厅以及酒吧也善于攀附海明威，至今仍有不少店铺特地在角落标示“海明威的椅子”以至供应“海明威鸡尾酒”，仿佛，他从没离开过这个城市。
“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来过巴黎，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她是一顿流动的飨宴。巴黎永远年轻，永远会有新的恋人恋上巴黎。”海明威说，而你，敢说不是吗？
作家简介
马家辉，1963年生，香港湾仔人。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曾任广告文案、杂志记者、报社编辑，并客串主持电视、电台节目。文章散见港台及内地报刊，结集作品包括《女儿情》、《都市新人类》、《心理学小品》、《流星学手记》、《李敖研究》、《在废墟里看见罗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