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享福的妈——乾隆的妈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生于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七年），满洲镶黄族人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十三岁时入侍雍和宫邸，为雍王胤祯之侧福晋。

    一次，雍王患时疫，病情严重，几乎丧命，钮枯禄氏侍奉殷勤，煎汤熬药，无不周到。雍王康复后，对其尤有钟爱。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皇四子弘历于雍和宫邸。弘历十二岁时随父雍王初侍康熙帝，宴于牡丹台，康熙帝见皇孙弘历聪颖过人，十分喜爱，便接至皇宫去读书，亲自抚养，并称弘历“是福过于予”；连声称钮祜禄氏是有福之人。为此，钮枯禄氏更得雍王的恩宠。

    雍王登基为雍正帝，先封钮祜禄氏为熹妃，进而晋为熹贵妃。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密建皇储，将弘历名字书写好，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弘历二十五岁即帝位，根据雍正帝遗命，母以子为贵，封熹贵妃为皇太后。

    乾隆帝视其为国母，有言必遵，有一次大后偶然提及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乾隆帝立即遣员拨款修盖，并告诫宫监，今后有事应事先看出，不应让太后劳神指派。乾隆在位期间三次南巡，三次东巡，三次巡幸五台，一次巡幸中州，以及谒东陵，猪木兰，皆奉陪太后同行。平日与其左右不离，遇万寿节必率王大臣行礼庆贺，六十、七十、八十庆典，一次比一次隆重。特别是太后八十万寿，年已六十的皇帝还彩衣蹈舞，承欢膝下。使太后享尽了人间的“福、禄、寿”。《裕陵神功圣德碑文》中言乾隆帝“事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晨昏问侍，扶掖安辇，极尊养之，隆祝厘让，善至于终身。”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八十六岁的太后驾薨，举国致哀，尊徽谥号定为“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孝圣宪皇后”，葬于泰东陵。
    最博爱的母亲——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也许这聚少离多的生活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

　　此时的邓颖超正在羊城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

　　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令周恩来和邓颖超痛悔万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刚刚开过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22日，刚刚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任军人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斗争的形势瞬息万变，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给困境中的共产党又一次致命打击。在节节招架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革命的武装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为死难的烈士和工农大众报仇。

　　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要面临着新的分离了。

　　关于当时的情况，邓颖超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既有当时的紧迫形势的描述，还有心理活动。她写道：“(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

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失败了，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的护送下，乘一叶小舟飘到香港养病。他的病很重，当他在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身边照顾他生活的范桂霞：“你认识不认识邓颖超？”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说。范桂霞是中山大学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中山大学斜对面便是广东区委，她经常到那里找邓颖超寻求工作上的帮助和指导。

　　“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周恩来关心地问。

　　“我听说，她已到了上海。”

　　“你没有骗我？”周恩来认真问范桂霞。

　　“我怎么会骗您？”范桂霞摇摇头，认认真真回答。

　　这下周恩来才彻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和生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于1931年底和1932年4月来到了中央苏区。

　　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十万红军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长途。没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里？连周恩来这位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的红铅笔要指向哪里？

　　转移前，邓颖超正在患肺结核病，想到漫漫长途之中自己会成为部队的拖累，她曾向组织上提出要留下来，最后还是由组织上决定她随军行动。这项是走还是留的决定的影响要到后来才看得清楚，留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共高级干部，许多人都在敌人的魔爪之下牺牲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邓颖超顽强地支撑着病体，在休养连的队伍里艰难行进着。而周恩来则随中革军委行动，两人虽同在队伍里，除了在遵义时曾短暂地相聚和有时打个照面之外，平时很难见面。

　　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周恩来病倒了。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十分险恶，且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邓颖超闻讯急急赶来，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边。她俯身看着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心中万分沉重。医生经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浓疡，急需排脓。但是当时条件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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