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十年

作者:张恒 字数:6705 阅读:99 更新时间:2016/06/09

母亲那十年

父亲去世那年,母亲二十九岁。
  
  一场大水刚刚退去,县城到处留有污水浸泡的痕迹,六月的季风中流淌着阵阵的呜咽。一九六九年,长江流域的这场水灾吞噬的不仅仅是沃野和庄园,还带走了我的父亲。洪水有期,病魔无情,癌症像山洪一般让我父亲永远躺在了皖南的山坡上。
  
  一辆卡车装载着父亲留下的衣被行囊和临终嘱咐,在母亲的泪流和我们的哭啼声中,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老家在江北,离巢湖不远。父亲当年离开时的老房子早已不在了,因为家中无人宅基地也被他人所占,是出于同情才有同族亲戚给了一块菜地帮我们搭建了三间草屋,让一家六口人有了栖息之地。
  
  六口人,在当时也算是个不小的家庭,可在外人看来,都是累赘。奶奶,六十多岁;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最大的我,九岁,最小的弟弟,一岁,二妹和三妹分别七岁和三岁。背后别人都在议论,这一家子老老小小的,没一个能干活,日子怎么过哟!
  
  怎么过也得过。母亲表现出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坚毅和成熟。田里没了积水的时候正好是秋种,母亲便和生产队社员们一起开始下地做活挣工分。那是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粮草的分配主要依据工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母亲知晓这个道理,就把家务交给奶奶做,自己一天不拉的跟着队长的哨子走,即使身子不舒服也坚持着。原先在皖南母亲不做农活的,现在是没办法,一切从头学,吃的苦比人多,受的罪比人大,几个月下来,和当初相比完全变了个人似的,憔悴了许多,也老了许多。
  
  其实,工分不值什么钱的。在生产队里做活男女同工不同酬,男人做一天是十分工,女人做一天只有六分工。工分值也极低,十分工一般只有三毛钱左右,年成好时多一点,年成差时少一点,多数社员家都是超支的。所谓超支就是你一年的工分值抵不了平时在生产队预支的粮草钱。超支年终决算时是要交钱的。
  
  我们家当然是超支,因为只有母亲一个人做工分。即使我们平时检点猪粪牛粪称给生产队折算成工分,也相差甚远。超支不要紧,没钱交却是个难题,年终的时候生产队长挨着门要,直要得一家人没了颜面。尽管母亲再三哀求,说她孤身一人带着老母和一群孩子,实在是没钱,但催要的声音是越来越大。是啊,称了稻子分了稻草要给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队长怎么要都不为过的。何况得钱的人家还指望着分红呢。
  
  有了教训,生产队便谨慎起来,第二年在分粮草的时候,对我们家就扣着点,不全给。给了,他们晓得我们交不起超支款。这样一来,我们的粮食就不够吃,烧锅草就不够用。到了寒冬腊月,别人家粮齐草足准备着过年,我们家的粮草被锁在仓库里,让人望眼欲穿。粮食不够吃,就用杂粮凑合,母亲总是哄着我们一天吃两顿,哄着我们吃山芋干、喝南瓜汤。稻草不够用很是麻烦,不仅是锅灶问题,还有屋顶问题。因为是草屋,每年都得加盖新草,不加则漏水。冬季雨水多,常常是屋漏偏遇连阴雨,家里时常成了水帘洞,接漏的盆桶碗盏摆满屋子。这种时候,奶奶年老无奈,只能叹气,我们姐妹四个还小,不能完全体味缺粮缺草日子不能过的苦衷,唯有母亲压力沉重,身心憔悴顶着艰难。奶奶告诉我,母亲总是独自流泪,夜不能寐,思想着怎么搀扶着一家人度过难关。
  
  多少年以后,我都一直在想,母亲为什么从不在我们面前流泪?那是怕给我们幼小的心灵早早刻下痛苦和软弱的痕迹,她是在强忍着心痛让我们感觉生活的平静和未来的希望。
  
  这期间,总有人劝母亲改嫁,话说的也有些道理。这个年代,有劳力的人家日子都是紧巴巴的,你一个女人家,携着老带着小,都张口要吃,却不能伸手干活,日子过不下去的,不如趁着年轻重新嫁个人,免得这受不完的罪。奶奶也劝,说要不就招个人进门,那么多说合的,总有你满意的吧。
  
  母亲坚定地摇着头,说不。母亲对奶奶说,四个没成人的孩子和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去了谁家谁个进门都是个负担。更重要的是,不是亲骨肉没有真心的爱,我不能让孩子受别人的冷眼,再苦,只要孩子不受委屈我都能坚持。我相信,总有熬到头的那一天。
  
  信念和希望也许是支撑母亲顽强走下去的力量源泉。
  
  母亲是念过书的人,即使只念了小学,也比一般人的眼界要开阔些。所以,在村里许多孩子都不上学的情况下,母亲是坚定不移地供我们念书。只要哪个到了入学的年龄她都会自己做一个书包,送他去学校。母亲说,念书总会有好处的。虽然她不会说“知识能改变命运”这样的名言,但朴素的话语里蕴含着的就是这个道理。
  
  母亲不仅给我们念书,还时常教我们怎么做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可母亲那些年少有闲话让人说,她把名誉和尊严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大概是回老家的第三个端午节,母亲想去公社讨要点救济,于是就叮嘱我们放学早点回来,说中午有好吃的。
  
  那日天气有点阴,但不需要带伞,母亲就拎着个淘米篮去了公社。书记认得我母亲,因为在这之前母亲也找过他几次,是为超支没钱给年底生产队扣住粮草的事。每次都是书记给大队打招呼大队再给生产队打招呼,生产队最终才肯把稻和草称给我们。当然没全部给,依旧要扣一点,不过这已让我们很感谢书记了。
  
  那天书记问母亲是不是又有什么事请?母亲说,今天是端午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孩子们买点什么,插门的艾蒿都买不起,用的是山上砍的野蒿。我们大人过不过节无所谓,可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人家吃粽子,哭着要……书记说,是想要点救济吧?那你就进屋吧。那时母亲一直站在书记的房间门口。母亲不愿进屋,坚持站在门外说话。书记见状非常生气,说了一声不知好歹就甩手关起门走了。
  
  母亲强忍着泪水往外走,公社妇女主任起了同情心,就塞给母亲五元钱,说去食品站称点猪肉给孩子们过节吧。母亲千恩万谢,说一辈子忘不了谢主任的情。妇女主任姓谢。
  
  有了钱母亲也是舍不得称猪肉的,而是在食品站的一个拐上买了很廉价的猪血块,二毛钱一斤。那时猪肉是七毛三一斤,用一斤猪肉的钱能买好几斤的猪血块。我不晓得的母亲是不是这样算的账,后来她还哄我们说,猪血块和猪肉一样的有营养。
  
  母亲回到家已是中午,见我们很迟回来而且腿上流着血,以为我和别人打了架,就骂我不该。我没解释,二妹忍不住说是让狗咬的。母亲得知我放学带着二妹去别的村子讨粽子的时候,大发雷霆,骂我们没出息,竟然做叫花子乞讨,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我哭着说,是小弟想吃粽子,可我们家没做……为这事,母亲好一段时间不肯原谅我。
  
  七二年的春上,公社的谢主任找我母亲,说你这样下去不仅委屈了自己也苦了孩子,要想办法解脱。母亲说命该如此,能有什么办法?谢主任就和母亲说起祥林嫂的故事,鼓励母亲和命运抗争。那时候很重视政治运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批判战斗队经常上城下乡、走村串户汇报演出,形式多样。谢主任动员我母亲参加公社的大批判战斗队,母亲不肯,说自己年纪大了,认不了几个字,不敢抛头露面的。谢主任就反复劝说,并晓以好处。原来,谢主任是同情母亲,以这种形式帮助和关心我们。参加大批判战斗队就不用下地做工分了,因为是公社抽调,生产队按满勤记工,公社还有少许点补助。
  
  少了一份劳累,却多了一份麻烦。大批判战斗队是要上台讲演的,这需要事先背好稿子。母亲虽说念过几天书,却比不得年轻人,别人写好的稿子背起来总是疙疙瘩瘩,念起来很不顺溜。尤其是母亲的普通话讲不好,一说起来别人就想笑,这让母亲老是没了自信心。但一想到这份差事还是谢主任照顾的,免了下地之苦还能挣工分,还能有些补贴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生产队再也不敢扣留我们的粮草了,想想,母亲咬着牙就坚持下来。
  
  母亲参加大批判战斗队的事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有人抱怨生产队白白给母亲记工分,更有人议论,一个寡妇整日的在外抛头露面,伤风败俗。母亲忍了,对一切流言蜚语置之不理。母亲不是不要面子的人,她是在忍辱负重,一切以家庭为重。只要孩子们有吃有穿,只要家里平平安安,自己受点委屈又何妨呢!
  
  七四年的下半年,公社把下放在各地的女知识青年集中到我们村后的山上林场,母亲听说后就要求去做炊事员。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大批判战斗队的表现,也可能是这些女下放青年需要女人照顾,公社就同意了。
  
  林场距离我们家不远,但来回上山下山也挺麻烦的。母亲就住在山上,但一有空暇就回家,尤其是晚上,在不影响林场工作的时候料理家里的事情。记得一个夜里,母亲带着我去镇上扎猪饲料。那时候机器不多,扎猪饲料要等,我和母亲硬是等到下半夜才把饲料扎了。母亲再回林场时天都快亮了。那崎岖的山路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走的?那阴森森的林子不知道母亲怕不怕?好多年以后我只要一回到那条山路,心里依有余悸。
  
  林场的女青年们都很信任我母亲,凡事都会和母亲说,有事都想请母亲帮着出个主意,母亲渐渐地成了她们的依靠和保护神。久了,就得罪了一些人。
  
  这些女青年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别看整天口号喊得清脆,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实也是很可怜的。打她们主意的人时常有之。那些年母亲不仅自己一直守身如玉,保持着一个女人的尊严,还嘱咐这些女青年们要洁身自好,莫做让父母牵挂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母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让那些人企图难以得逞。那个晚上,母亲就是想撵走一个赖在女青年房间不走的人而惹祸上身,第二天,公社换了别人做炊事员。
  
  母亲从林场回来正直我上高一。母亲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念书!言中之意或许我一辈子都不能完全理解。
  
  家里依旧的穷,可母亲坚持让我念书。村里像我这般大的孩子都下田挣工分了,母亲视若罔闻。而且二妹、三妹、小弟都在念书。奶奶年纪渐大,家务事做的少了,母亲是既忙队里又忙家里。白天做完外面的活,晚上就督促我们看书,拿着针线活,一边做着一边看着。记得那时村里已经通电,许多人家里都装了电灯,可我家仍旧用的煤油灯。装电灯要一笔初装费,母亲不想出,也出不起。我们理解母亲,每晚都是很高兴的伴着幽暗的灯火看着光明的书页。
  
  一个夜里我睡醒后突然想到一个作业题,忍不住就起身点灯,不想手一乱把灯罩给碰翻了,滚落地下摔碎的声音惊醒了母亲。母亲擦亮一根火柴看了看,心疼地说了我几句。我很是自责,默默地蹲在地上清捡灯罩的碎片,不想又让玻璃片扎破了手指,那一刻,我发现母亲流了泪。
  
  第二天,母亲把原本要等到过年才卖的一头猪送去了食品站,凑钱请人安装了电灯。母亲说,日子紧就紧点,你可以在电灯下看书做作业了……
  
  一九七八年,我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荣登高考榜首,那阵儿,母亲又流泪了。不过,这是幸福的泪水。多少酸甜苦辣在那一刻,伴着母亲的脉搏,伴着母亲的希望,流向干涸的心田,流向美好的憧憬。
  
  然而,天不赐福,劫难未尽,命运又和我们开了一个乍暖又寒的玩笑。高考体检中,我被告知“心脏杂音”。起先我还未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待医生说,你已经上不了大学,我才如雷轰顶。怎么会是这样?母亲也不信,可事实如此,母亲眼泪顿生,瘫坐在地上久久无声。
  
  有好心人指点迷津,说找个熟人走走关系或许能改变体检结论。可这样的熟人这样的关系上哪去找呢?整整一个晚上母亲都在寻思着……终于,她想到了有个亲戚家的亲戚在县里面做事,于是,夜里十点多钟带着我硬是走了二十多里的小路,喊开了亲戚的门。然而,这个关系也没走成,不晓得是我的“心脏杂音”很严重,还是亲戚的“关系”不硬,总之,我那年未被大学录取。
  
  这次打击不亚于当年我父亲去世。多少年了,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可一张体检表让我前功尽弃。母亲病倒了,躺在床上茶饭不思。奶奶急了,哭着劝说母亲不能倒下,孩子们还要照应。外面有人议论,说母亲的命狠,早年丧夫,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孩子身体又有病,考上大学都去不了……母亲痛苦难忍,自说自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母亲是坚强的,她没有因为再一次的打击而萎靡不振。在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元气的时候就下地干活,用乐观的生活态度影响着一家人。我跟着下地,母亲不让,就托熟人让我去学校做了一名代课教师。母亲说,利用代课的空暇好好复习,明年再考,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有病!
  
  母亲不是不相信科学,她毕竟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母亲是要我和命运抗争,机会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会给坚强不屈的人。
  
  第二年,我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师专,尽管不甚理想,但毕竟跳出了农门。
  
  就在我上学的两个月后,母亲来到师专。我以为母亲是来看我的,不料母亲却是来和我商量她想改嫁的事。我很惊愕,母亲这些年都不愿改嫁,怎么现在忽然有了这个想法?我对母亲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都没走这一步,现在我上大学了,两年之后就拿工资,我能养活一家人的。母亲说,正是因为你上大学了,我才想着走这一步。当年我不改嫁是怕你们受委屈,现在你能独立生活,而且弟妹也大了,我才想走这一步。这一大家子,如果全靠你一个人拿工资,那日子还是没个出头,我找个人,也好给你点帮衬。
  
  我无语,心泪流。母亲守寡十年全是为了我们,母亲想再嫁,还是为了我们。有这样的母亲,我们做子女的三生有幸!
  
  母亲的品行,是我们一生楷模;母亲的厚德,是我们永远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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