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功名欲望
杜甫的功名欲望
有一首诗活画出了杜甫好酒的情况，也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杜甫。诗的题名是《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那时杜甫已经五十六岁了。这位老诗人本来是一位骑马的能手。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骑马醉归。从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垩粉墙像电闪一样急转。他因为有本领，满不在乎，把马鞭垂在手上，不提缰绳，放马飞跑。马跑得来浑身是汗，雄猛难当。诗人自己很得意：“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但哪料得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来，跌伤了，在寓里睡在床上养伤。就在这时候，朋友们来慰问他。诗人拄着拐杖，还由童仆搀扶着起来应酬。慰问者是携带着酒肉来的，于是宾主都开口大笑，相互提携，在一道流泻着清泉的溪边，席地而坐，开怀痛饮。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要想有所作为，功名便是他们的第二生命。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以管理百姓；说得堂皇一点，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古入官”《尚书·周官》。——编者注，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是视为天经地义的。
但要做官，进入实际统治者的地位，除帝王公侯可以世袭之外，尽管门阀有很大的作用，但总要经过一定的所谓选拔的门径。在唐代的情况是：一般要通过考试，成为“进士”或其他名目；其次是直接向皇帝陈情，或者通过有权位者的推荐。
杜甫是功名心很强的人，这三种门径，他都闯过，而且都不止一次。
他受过两次考试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年二十四岁，时在洛阳赴贡举，不第。第二次是在天宝六年，年三十六岁，时在长安应试，也没有及第。天宝六年唐玄宗下诏：天下有一艺者赴京应考。奸相李林甫怕应考者揭露自己的劣迹，玩弄了各种手法，使应试的人全部落第，他因而向皇帝恭贺，说是“野无遗贤”。在这一次的落第者中，元结也是一个。经过两次失败之后，杜甫没有再去应试了，于是便终身没有成为“进士”。
杜甫曾经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第一次是天宝九年，年三十九岁，他曾经直接进献《雕赋》，但没有下文。第二次是在天宝十年，年四十岁，他献上《三大礼赋》。这次受到唐玄宗的“奇视”，命待诏集贤院；第二年又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但也遭到李林甫的遏制，没有结果。第三次是在天宝十三年，年四十三岁，献上《封西岳赋》，又是没有下文。
三次所献的赋和献赋时所上的表文，都还保存着。杜甫自己虽然相当得意，说“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适）相赠》），又说别人以班固、扬雄比拟（《壮游》），其实并不那么高明。特别是那几通表文，应该说是杜甫留下来的恶札。《进〈雕赋〉表》说到自己是杜预之后、杜审言之孙，希望能承继祖业，这倒是写实。但说到自己“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一再地恳求“伏惟天子哀怜之”，“伏惟明主哀怜之”。这不是把自己的贫困太夸大了吗？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很喜欢猛禽，除《雕赋》外，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处关于雕鹗鹰隼的吟咏。这大约是由于他在青壮年时代喜欢打猎的原故。《进〈雕赋〉表》中有赞扬雕的几句话：“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这可表明了杜甫的个人英雄主义，然而和他过分夸大自己的贫困可怜，是极不调和的。
《进〈三大礼赋〉表》也用了同样的笔法，极力夸大自己的贫困，说“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恐倏先狗马，遗恨九泉。”
这些话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和《壮游》诗中所叙述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南北两极。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这到底哪一边是真实，哪一边是浮夸呢？向皇帝进表，把自己说得太可怜相，其实是会得到反效果的。那样说，等于指责在上者无知人之明，使贤人不得其所。《雕赋》献上去，不报；《三大礼赋》献上去虽得到“待诏集贤院”而同样无结果，看来恐怕不单是文章并不那么杰出的原故吧。
进《封西岳赋》的表文，应该更加成为问题。表文中在大捧杨国忠，说什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当时杨国忠以宰相而兼司空，虽然大恶未著，但杨国忠何许人也？他是一名阿飞，靠着西蜀土豪鲜于仲通的推荐和资助，得到机会进京，为章仇兼琼奔走；更靠着和“从祖妹”杨玉环有些暖昧的裙带关系，便飞黄腾达，位极人臣。这个人的历史，杜甫不会不知道，怎么能以“维岳降神”（《大雅·崧高》）的调子来恭维呢？杜甫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够讽刺唐玄宗的荒宴，在《丽人行》中能够揭露杨家姊妹兄弟的豪奢，而在这篇表文中却这样低首下心、卑躬屈节、奉承权贵，实在出人意外！
恳求有权位者的荐举，那就更加频繁了。在诗集中，下列若干首，都是在天宝年间，恳求荐举的长诗。
（一）《赠韦左丞丈济》；
（二）《奉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
（三）《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四）《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五）《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六）《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垍”或作“均”，乃垍之兄，但张均曾为大理卿，不曾为太常卿）；
（七）《上韦左相（见素）二十韵》，等等。
用力之勤、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韩愈的三《上宰相书》。他照例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把对方捧得非常崇高。他在《秋日荆南述怀》一诗中所描绘的自画像：“苦摇求食尾，常暴报恩鳃”，真可谓传神之笔了。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所恳求的人，往往不择对象。让我们把那些人物来检查一下吧。
左丞韦济，他在开元二十二年曾经把一位骗子道士张果推荐给唐玄宗，以事逢迎。张果说，他在唐尧时做过“侍中”的官，他已经活了几千岁了。这样的鬼话竟公然骗上了当时胡涂透顶的君臣。一生迷信仙术的杜甫，想来也是信以为真的。他不觉得韦济的丑恶，反而认为可以依靠，一再恳求。在第一首里说：“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虽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第二首稍稍换了一个调门，说什么“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意思是说你再不推荐，我就要远走高飞了。到那时，“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我成了一只飞到万里海外的白鸥，在海波上载沉载浮，你要驯化我，便难之又难了。可惜那位左丞大人却始终无意来驯化这只“白鸥”，而这只“白鸥”毕竟也没有飞到海外去。
鲜于京兆是什么人呢？是四川的土豪鲜于仲通。他和杨国忠两人狼狈为奸，利用杨国忠和杨玉环的亲族关系，把杨国忠捧上了台；回头又由杨国忠来提拔他，让他做到京兆尹；又曾为剑南节度使。在剑南节度使任内，他把南诏逼反了；兴兵讨伐，被南诏打得大败。这样的害虫，杜甫求他荐举，在赠诗中竟称之为“骅骝”（千里马），为“间出”的“异才”（根据孟子的说法，五百年间才能出现一次的大人物）。连他的六个儿子都是“凤雏”，门下是一片“义声”。恭维一个坏人，竟这样不惜工本！看他说到自己时，则是“学诗犹孺子！”既不是司马相如，也不是班固和扬雄，而是一个才学做诗的小娃娃。——实际上，他当时已经四十一岁了！说自己因科考受绌，弄得走投无路；于是，在诗的最后，等于大声急呼地喊出：“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我这个区区小学生（“儒”）穷得快要饿死了，快快转报给丞相吧！平津侯，是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的封爵。在这儿是借用来比当朝宰相杨国忠，也就是那位“岳降”的“元弼”。请看杜甫为了求取功名，是多么不择对象！这岂不是有忝“诗圣”或者“人民诗人”的称号吗？
哥舒翰也被捧得没有边际。他称之为麒麟阁上的第一人，是“英雄”，是“当朝杰”，而以自己没有成为哥舒翰的部下，深为遗憾。（中学生文摘 www.fox2008.cn）哥舒翰当时在任河西节度使，他比之以“崆峒”——西边的一座大山，而愿为之保镳——“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当然，哥舒翰这位突骑施族的军阀，在未失败以前，和混血胡人安禄山相抗衡，是赫赫有名的。诗人高适就出自他的幕下。然而李白却对哥舒翰抱着蔑视的态度，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说：“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把他和斗鸡之徒相提并举。（李白诗集中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首，已被证明为伪作。）看来，李白的识见是高于杜甫的。哥舒翰在天宝十五年正月失守潼关，向安禄山投降了，称安为“陛下”，并甘愿为之招降纳叛。没有见效，为安庆绪所杀。杜甫的吹捧，不是太无知人之明吗？
杜甫不仅对哥舒翰本人吹捧，而且还吹捧他的部下。有《赠田九判官梁丘（在哥舒翰幕中）》诗一首，起句是“崆峒使节上青霄”，所谓“崆峒”和前一首的比喻相同，即指哥舒翰。连他幕下的人，都像天上人一样。接着便称颂哥舒如汉朝的霍去病，他的幕府中人都是曹操幕府中的阮瑀之流。据说收揽了这么多美才，都是出于田九的推挽，因而希望田九也把自己推荐给哥舒。“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渔樵”是自比。这也幸好田九无能为力，或者哥舒无意引用，不然《潼关吏》中的“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恐怕也就不好下笔了。
张垍，也是大成问题的人。他是燕国公张说的儿子，唐玄宗的女婿。玄宗特别宠爱他，住在宫中，曾经面许以宰相之位，没有实现。天宝十五年六月中旬，玄宗奔蜀，他没有跟上去；下旬长安沦陷，他却投降了安禄山，但仍为安的部下所杀。降贼虽然是后事，但可见张垍是没有骨气的人。而且他还谗毁过李白，连魏颢都知道的事，杜甫不应该不知道。杜甫在当年是与李白情如兄弟的，为什么对于谗毁过李白的人，却一再地赠诗吹捧，卑辞恳求？特别是第二首，把自己说得太不像样了。“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说受到深厚的照顾，自惭“锻炼”不够；材能太小，够不上驸马的“提携”。自比为“哀猿”，为“夜鹊”，又是一套禽兽。当然，赠诗的目的是在紧接着的最后两句：“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图穷匕首现，是希望张垍在玄宗面前说话，让自己直上青云。使用了“钓璜溪”的故事，是以吕尚自比，仿佛占了身份，其实为了凑韵自比为老渔翁而已。期待唐玄宗成为周文王，把自己立即提升到太公望的高位，倒是很恳切的。
白居易有《见尹公亮新诗偶赠》一首，我觉得倒可以借来赠给杜甫。
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纸书？
以诗文求有权位者荐举（“干谒”），是唐代士子的通习，倒不能以此苛责杜甫。但杜甫是以“独耻事干谒”（《赴奉先县咏怀》）自行标榜的人，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未免有点言行不一致吧？
杜甫勤于做诗投赠，求人荐举，但也不能说没有效果。天宝十四年，他曾经被任为河西尉，没有接受；继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便接受了。有人说，这是出于韦见素的推荐，是杜甫在一年前《上韦左相二十韵》求荐的结果。韦见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特著的恶迹，但他是杨国忠所引用的人，其人的品质也就可想而知。他的唯一被前人称许的劳绩，是跟着唐玄宗一道逃到了四川。如果授杜甫为河西尉，回头又改任京官，真是出于韦的照顾，可见他还是比较看得起杜甫。然而杜甫，对于这种应付式的照顾，却不大领情。他有《官定后戏赠》一诗叙述了自己的心境。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