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个8月8日，北美洲上空云急风骤，阴翳蔽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遭遇“水门”下台，福特继任。美国民众分两拨支持和抗议，现场热闹纷繁，革命公众情绪昂扬，对政治走向充满焦虑和期待。
　　
　　同日，中国皖北农村李道村发生水荒，村民有组织地集体械斗。村级“水门”事件的结果直接造成村庙小学仅有的一名教师易人。这一年已过八岁的我得以顺利进入该小学插班就读。这一天我幸福地走在李道庄被绿荫掩映的弯曲逼仄的小路上，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这前面的一年，我被拒之门外。
　　
　　一九七四年的夏季，这两件不同时空里毫不相干的事，构成了我在中国乡村生存命运的宏大政治背景。
　　
　　一、我的铁杆
　　
　　我的小学伙伴有两个，一个是邻居大庆，另一个是邻居女孩小花。我们一同上学一同下学。我和他们的区别一是我有一个碎布拼缝的花书包他们没有，另一是我有两只手做的布鞋，他们同样没有。这两点构成了大庆对我内心层面上的疏远和仇视。那时大家都正闹阶级斗争，大庆这小子把我当成潜在的敌人在心里批斗了很多回，我却对此没丝毫的觉察，依然没心没肺地和他们疯，和他们一起去偷生产队的花生解馋。事情的转折是在我新剃了头之后。当时村里来了个游动的剃头挑子，一个半百老汉，将挑子落座在五保老人兔羔娘的屋前空地上，然后自己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地吸烟锅。挑子一头热，装着个烧豆草的泥胎炉子，乳白色的烟雾依依袅袅，散发着豆香，马上就聚集了一帮闲人凑热闹。我父亲中午拿了两个窝头抵工钱让老汉给我绞了个满堂秃。我当时崇拜电影里的武工队长，心里极想剃成个三七分，但那时很难能来个剃头匠，三七分显然生长成本要高，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当我顶着这一头精亮到庙校时，有人突然窜到我跟前，伸手拍向我的脑袋，大喊起来：秃光蛋。我的头一紧，忙双手抱头大骂，同时脚已飞起，正踢中人裆。原来是大庆，两人大斗一场，脸面彻底撕破。可恨的是很多人在叫好，就是没人拉架。这次我吃了大亏。掉了一颗门牙。
　　
　　不久进入秋季，生产队收罢头遍花生，放行让村民到地里捞没收净的残余。晚上队里专门请了公社的宣传队来演出。我和哥哥搬了板凳站在后面看，正听到白毛女在向大春哭诉。喜儿的哭诉如凄如怨，让人满怀悲凉和忿懑。这时觉得身边有人在挤，一看是大庆。我这时内心里已经很鄙视他，就懒得搭理。不料翌日一早我发现口袋被解开，除了刻印的毛泽东词本还在，我辛苦攒下准备买连环画的一毛二分钱和赢来的两颗玻璃球都没了踪影。这个打击瞬间将我击蒙。我找到大庆，他百般抵赖，我就直接把手插进他的兜，搜出了玻璃球。因为这件事，我和大庆结结实实地又干了一架，我们幼年的友谊宣告彻底终结。进入青年，大庆搞起养殖，得到我不少的帮助。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小花被父母接去新疆，离开时我没赶上和她见最后一面。半年后，传来消息，小花在水库边溺亡。
　　
　　二、我的玩具
　　
　　在我懵懵懂懂的少年状态下，时局的列车依然在飞速地奔驰。大洋的表面汹涌澎湃，激流飞溅，而洋面的底层，静谧祥和，充满闲适和庸懒。（心灵驿站 www.fox2008.cn）7月中旬，人类玩起了太空玩具。苏联美国意外进行飞船对接飞行引起关注。苏联航天员列昂诺夫和库巴索夫以及他们的“联盟”19号成为了人类的英雄。在这一天，木匠尿罐子用做工的下脚料给我刻制了一把手枪，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玩具。手枪做工粗鄙，色泽黯淡，但它耿介高傲，充满了雄性威严的诱惑。这把枪被我视为珍宝，人以枪贵，我靠着它指挥着半个村子的顽童们先后完成了地道战和渡江战役。这自然引起了大家的羡慕和妒嫉，大庆开始挑战我的权威。他先是在众人面前损毁木枪的功能，但没有奏效。接着他试图毁坏它，也因为我管护的严密没有得逞。最终他孤注一掷，以高昂的代价--他用全部的连环画交换了我这把手枪。我贪图他的画书，付出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大家的拥戴。
　　
　　李道村在苏皖交界的一条小河旁边。这条小河叫虹灵沟，因为河小，起名字也只够沟的标准。这条沟作为道具在我的小说《红柳》里被不断地提到。在沟的西边，坐落着一大一小两个古堆。古堆的影子一直盘踞在我的童年里无法消失。
　　
　　说到古堆，我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我们家乡的老辈人更愿意叫它们是姑堆。他们说那里以前是两个尼姑庙，住着一老一小两个尼姑。她们靠给村民租赁盘碗过日。传说庙里有数不清的器皿，村民婚丧嫁娶，可尽管来庙里租借。但有一项，借还都要放上一挂小鞭。可是有一年，一位李姓村民在还器具时为了省钱没有放鞭。于是双方的默契宣告终结，两个尼姑也不知了去向。后来破庙终于坍塌，化为了两座硕大的姑堆。
　　
　　对于这样的传说，我一直表示怀疑。我到古堆上放过羊，搂过柴，发现古堆上到处覆盖着一种和周围土壤迥异的砂礓石块。这样的砂礓块从何而来，显然解释为庙的墙土坍塌而成显得太牵强。两个古堆就象是两个不可解的谜盘桓在我童年的思维里，让我充满幻想。
　　
　　我曾站在大古堆上，远远地眺望那个小古堆。它是那样的平静，没有一丝的波动。古堆长满了青油的麦子和藤黄的油菜。麦子间夹杂着一些诸如婆娘蒿、凄凄芽之类的野草。我想，在那些风雪交加的夜晚，在那盏昏黄的油灯底下，那个孤苦的小尼姑在做什么呢？在数着她的那些被用破了边的瓷碗吗？还是在诵着那些她也许根本不懂的经文？站在小古堆上，我也无数次地眺望过那个庞大的土堆。那里曾经住着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尼，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那是一个可怕的巫婆。仿佛她的衣袋里藏着能让人变成蟾蜍的魔法，使老尼的传说充满着恐怖，刺激和诱惑。
　　
　　就在这个季节，一件让我激动不已的事发生了。那天我们一队胳臂上戴着红箍箍的少年列队放学。好远好远，就听到一阵喧闹声。我发现在大小古堆上，红旗猎卷，人声如潮，村民们在挥锄刨着古堆。我们快速地跑到跟前，看到古堆已被挖了一人多深，下面大块的青砖铺地，能看出半截环廊的痕迹。诱惑我们的神秘答案即将揭晓，我们按耐住狂跳的心脏，想和村民一起挖掘，可是队长却把我们赶开了。第二天上学时候，我们几个经过古堆，可神秘已经消失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古堆已经恢复了旧貌。后来听说是上面派人来紧急通知，强令停止挖掘。不知什么原因。
　　
　　但这场挖掘还是给了我意料之外的收获，参加挖掘的尿罐子带给我一把锈迹斑斓的铁剑。这是我童年的第二件玩具，我用它指挥了未完的抗美援朝。它完全替代了木枪的位置，帮我挽回了在孩童们中间的权威，同时也重创了大庆的自信。
　　
　　三、我的老师
　　
　　老师叫二广，因为出天花脸花了，我们都叫他麻老师，他也乐呵呵地应着。他之所以能当上老师纯属偶然。原来的老师因为刷标语，把“走资派还在走”刷成了“走资派不在走”被送进了学习班。村里除了会计就再找不出认字的人，麻老师因为会下象棋就被推上了前台。
　　
　　可是二广根本就不想当这个老师，因为当老师只算半脱产，工分没社员劳动高，因此还要参加劳动才能糊口。可二广慢慢养成了爱卫生的毛病，一劳动就容易弄脏衣服，所以每到年底他就有挨饿的可能。
　　
　　大庆的姥姥住在十五里外公社的卓场村。这年卓场开始扒河，集中了全公社的劳力，就象是在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战争，青壮男女都要参加，河岸上帅哥靓女云集，旌旗如织，喧声鼎沸，场面煞是热闹。扒河虽然是高强的劳动，但伙食一般都不赖，各队都会派出专门的伙夫在借住的房东家做大锅饭。亮闪闪的米饭，白花花的大馒头，油汪汪的猪肉烩粉皮，这在以往可是连过年都不一定能享用上的美餐，小伙子吃起来都是用从家里专门带来的小盆。往往这个时候各队都会先给房东家盛上一大碗米饭，米饭上浇一层粉皮，扒开看也能找着一两片碎肉。晚上为了慰劳大家，队上还会请唱大鼓的来说书，这种日子过起来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了。大庆就来找我，让我晚上陪他去姥姥家听书。我不愿意黑灯瞎火地跑十多里路去听，就跟大庆要条件，大庆爽快地给了我几个玻璃球。后来我才知道我还是被大庆算计了，这小子哪里是去听书，他的罪恶目的是去蹭他姥姥家获赠的那份饭菜。就为了这点口食，也不知道遭了他妗子多少白眼。
　　
　　晚上浩月皎洁，清风习习，场中间空地上已架了个皮鼓。村民们都坐在板凳上，或吸烟锅，或交耳闲谈，在隆重等待着说书人的出场。大约二十分钟，在大家稍显烦躁的当口，说书一手握着两爿钢板，一手拿着馒头，边吃边走到架子前。这样的出场仪式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更意外的是说书的竟是我们的麻老师二广。
　　
　　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真是无比灵验。不久我们的麻老师就因为这被剥夺了老师的资格。我们学校再没有合适的老师了，大庆失了学去跟尿罐子学木工，我被迫转移到很远的小学。在一次放学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叫花子为躲雨跑进一个瓜棚，走近一看，是我的麻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