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同舟共济为一件大事 (2)

　　1948年12月28日下午6点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下班了。在只有8平方米的宋庆龄办公室里，宋庆龄和廖梦醒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通信员赵天佑谈话。
　　“天佑，”宋庆龄说，“为了防止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制造混乱，基金会决定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孙夫人，您说吧，让我干什么？”赵天佑问。
　　宋庆龄拿出一块布包着的十几条黄灿灿的金条，交到赵天佑手里。
　　“请你暂时拿回家去……负责保存。”
　　“这……”赵天佑完全没有想到，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要绝对保密，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宋庆龄叮咛着，“这些黄金是福利会多年积累起来的财产，是今后福利会的活动经费。”
　　赵天佑捧着沉得压手的金条，心里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暖流。
　　“孙夫人，您就放心吧。”
　　三个人把金条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装在一个不起眼的破包里，赵天佑走了。
　　“梦醒，”宋庆龄说，“我得到消息，你上黑名单了，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我得先请示一下。”廖梦醒说。她是****党员，不能自由行动。
　　“那就快请示吧。”
　　廖梦醒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自己的上级。因为廖梦醒是****中央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所以****中央上海局也拿不准她的去留问题，打电报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的回电带有批评的意味：“上了黑名单就赶快走吧，还请示什么呢。”
　　上级通知廖梦醒马上离开上海去香港，并从经费里拿出2两黄金做路费。
　　“Aunty，我要走了，去香港……”廖梦醒向宋庆龄辞行。
　　“好，快走！”
　　“福利会的工作怎么办？”
　　“没问题，大家一起做……”
　　“您的文章呢？仲华也不在……”廖梦醒担心地问。
　　宋庆龄的文章都是她自己写成英文，由廖梦醒或金仲华译成中文的。
　　“无垢可以胜任。”宋庆龄说。
　　柳无垢是国民党左派、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精通英文，是廖梦醒介绍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来的。廖梦醒想到柳无垢的确可以胜任秘书工作，也放心了。
　　“估计船票不好买，”宋庆龄想了一下说，“我让谭宁邦帮帮忙吧。”
　　谭宁邦是美国人，二战中的美军上尉，退役后受宋庆龄之邀，担任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他曾在一系列中国故事片中扮演外国人，最著名的是在《白求恩大夫》中扮演了白求恩。
　　谭宁邦来到上海码头才知道，因为时局动荡，有钱人都想往香港跑，船票已经登记到了1949年2月。只好托他的犹太朋友买黑市票，但需要支付黄金。
　　“要付多少？”廖梦醒问。
　　“4两。”
　　“我只有2两。”
　　“我跟他商量商量。”
　　夜，黑极了。天上看不见星星。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廖梦醒没带什么东西，只拎了一个很小的皮箱，就像平时出去办事一样。谭宁邦把她送上船就走了。
　　船离开了码头。看着岸越来越远，廖梦醒拎着皮箱站在甲板上，不知该去哪里。谭宁邦没有给她船票，当然也就没有舱位。一个水手朝着她走了过来。
　　“你的票呢？”水手问。
　　“替我买票的人没有给我票，我连甲板票都没有。”
　　“你愿意住水手室吗？”
　　“当然愿意，可是……我没有多少钱。”
　　“你能出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
　　“40万。”
　　“嗯……我只有30万。”
　　“好吧，拿来吧。”
　　水手把廖梦醒交出的30万元掖进了裤兜，把她领进水手室。
　　“这是我的床位，你就睡这儿。”水手指着一个二层铺说。
　　水手出去了。廖梦醒把小皮箱放到铺上，才发现水手室里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看样子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旅客。原来，水手们都把自己的床位卖黑市了。
　　黄绍竑在上海听到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好像在晴天丽日，脑顶上突然打了个大炸雷，他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他与白崇禧的渊源关系，白崇禧去汉口就职又是他劝驾的，那么，这个“逼宫”的电报当然肯定也是他参与谋划的了。其实天地良心，自从白崇禧去了汉口，他们之间就没有包括电话、电报的任何联系，可是，这些话说出来就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信，又怎么能指望别人相信呢？
　　在那几天，黄绍竑就像被狮子追得走投无路的鸵鸟，在医院里躲一阵，又在朋友家躲一阵，就是不敢回自己家住。他真怕特务把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起来马上杀掉。但是随后一想，自己这样做没有什么用，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是他当浙江省主席时的保安处长，手下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他们对他的外貌和行踪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躲是躲不住的。这么一想，也就安心回到家里听天由命了。
　　黄绍竑回家后老婆就告诉他，李德邻来过几次电话。正说着，李宗仁的电话又到了，“这几天你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找你，老找不到。”
　　“住院了，又去朋友家住了两天。德公有什么事吗？”
　　“有要事跟你商量，你赶快来南京吧。”在电话里，李宗仁不便明说。
　　1948年12月28日下午3点，黄绍竑来到南京。他没有住自己的官邸，而住进了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
　　“德公，健生发‘亥敬’电之前，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健生没打招呼。”李宗仁摇着头。
　　“真是的，搞这么大动静也不提前知会一声……”黄绍竑埋怨不已。
　　“是啊。”
　　“老蒋要是急了眼，把咱们都搞掉怎么办？”
　　“蒋先生回溪口去了，表示要下野，指定我暂代总统。临走前，他还指定张群和吴忠信同我商谈他下野后的善后问题，所以，我要你来一同商量。”
　　黄绍竑心里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恐怕是大有文章，不可不小心在意。
　　没坐多一会儿，张群和吴忠信就来到了李宗仁官邸。
　　“德公，季宽兄，你们好！”张群和吴忠信说。
　　“岳军兄，礼卿兄，你们好！”李宗仁和黄绍竑说。
　　稍事寒暄后，张群和吴忠信代表蒋方，李宗仁、黄绍竑代表桂系，开始了谈判。主要是商谈蒋介石下野文告中的措辞问题。
　　最后，双方就为了到底是“继任”、“代理”，还是“暂代”这几个字眼儿，来来回回磋商了好几天，根本还来不及扯到其他的正题上。黄绍竑和张群基本属于在一旁观战，摇羽毛扇，在背后出主意的角色；而当面交手的是李宗仁和吴忠信。把他俩说得是唇焦舌敝，筋疲力尽，两个嘴角都出了白沫子，就像蜜蜂分泌的王浆。
　　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如果要跟****谈判，蒋介石是非下野不可的。自从他下令进攻延安，全力打内战以来，也就丢掉了一切与****和谈的本钱。在他面前只剩下了战争这一条路，或者打胜，或者打败。目前已经打败，再打会更败，只好借和谈让****止步。只有他下野，由李宗仁上台，尚有与****和谈的可能。但是，蒋介石并不愿意放权，只想把李宗仁当做幌子，所以当然要埋下随时复出的伏笔。
　　就在这谈判的同时，南京机场频繁起降，平均每十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或起飞或降落，南京上空的飞机往来不绝，居民的耳朵已经对嗡嗡的轰鸣声习惯了。那是国民党空军在运送物资，全力支援徐蚌战场被围困的蒋军。蒋介石甚至亲临徐蚌战场的上空，通过无线电话向杜聿明们发布突围的指令。
　　看着眼前字斟句酌的文字谈判，黄绍竑心里想，万一蒋军在徐蚌战场上打胜，眼前的谈判就要停止，他们这些桂系的头目就都会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
　　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发布了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命令。同时，派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他为撤退台湾做出的重要步骤。
　　1948年12月30日，蒋介石收到了白崇禧的“亥全”电。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同时，河南省主席张轸发来“亥卅”电，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也发通电，表达了与白崇禧同样的主张。
　　1949年1月1日，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同日，蒋介石复电白崇禧：
　　……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则幸矣！
　　上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礼堂举行新年团拜仪式。仪式结束后，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到礼堂后面的休息室谈话。
　　“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也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1949年1月1日夜，大雪无声地飘落着，把地面覆盖上厚厚的一层，使夜色都有些发亮。西柏坡******办公室里很冷，炭火盆的热力也显得微不足道。******坐在炭火盆旁的折叠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读着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考虑着给新华社写篇社论。外面传来了咯吱咯吱踩着积雪的声音，周恩来进来了。
　　“主席，又下雪了，雪好大呀！”
　　“下雪好哇！瑞雪兆丰年嘛。”******抖着手中的纸，“看了没有，大新闻呦！”
　　“看了。文诌诌的，陈布雷不在了，是江西才子陈方的文笔。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要跟我们和谈。”
　　“是呀，挥舞屠刀的蒋介石，摇起了橄榄枝。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一共八句，我归纳出五条。第一条是‘国家的独立完整’，第二条是‘人民的休养生息’，第三条是‘法统不致中断’，第四条是‘军队有确实的保障’，第五条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其中最重要的是法统和军队这两条。有了这两条，蒋介石就可以统治下去。这是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我给新华社写篇文章回答他。”
　　“好哇！主席大笔如椽，议论风生，我等着拜读。”
　　1949年1月4日下午3点半，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桢奉刘文辉之命，来到上海集益里张澜寓所，拜访了张澜。
　　杨家桢39岁，字浩澄，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参谋长。
　　“表老，您好！”穿着国民党军服的杨家桢敬了个军礼。
　　“浩澄，你怎么来啦？坐坐坐。”张澜亲切地摆着手。
　　“张岳军要回重庆任职，请刘主席到南京来议事。刘主席让我来看看表老。”
　　杨家桢说着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个包得紧紧的布包，打开布包，露出十几根黄灿灿的金条。
　　“这是刘主席的盟费，请表老笑纳。”
　　刘文辉是民盟的秘密盟员。
　　“谢谢，谢谢，这是雪中送炭哪，民盟现在正需要钱。”张澜高兴地说，“我给你打个收条吧，好跟自乾有个交代。”自乾是刘文辉的字。
　　“不用。”杨家桢一摇头，“刘主席说了，这就是送给表老的，听凭表老支配。”
　　“那……就谢谢自乾，也谢谢你啊！”
　　“表老别客气。更不用谢我，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哎——浩澄太自谦了，没有过路财神，也捎不来财啊！”
　　两人都笑了。
　　“表老，关于将来川康地区的工作，刘主席请表老指示。”
　　“我有三点意见，请转告自乾。一、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的变化，要注意蒋介石的阴谋。二、川康今后行动要看自己的力量来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力量不行，则应等待解放军入川时配合行动。三、不管怎样都应事先做好准备。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给你写个东西。”
　　张澜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白绸子布，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十六个规规矩矩的楷体字：“时机未到，不可轻动；时机已到，不可放过。”
　　“表老，您这真是锦囊妙计，十六字箴言哪！”
　　“请你交给自乾。告诉他，起义能否成功，关键是时机和火候的把握。”
　　1949年1月5日上午9点半，在客厅里，张澜穿着他的灰色棉袍，神清气爽地坐在硬木太师椅上，左手无声地转着两个核桃，右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不时地捋一下长长的胡须，接待《申报》记者的来访。
　　“张先生，您怎么看待蒋总统在《新年文告》中呼吁和平这件事呢？”
　　“和平是大家所愿望的。但据我看，和平的希望不大。因为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和，他曾经破坏了结束内战的机会。这次也不是真的想要和平，他还会继续作战，否则，就不会提出保存军队和保持法统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不仅****，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
　　“您认为****领袖是道地的中国人，还是国际共产情报局的党徒呢？”
　　“我认为他们属于前者。尤其是****领袖******，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共产党。”
　　“如果****在全国执政，您采取什么立场？”
　　“如果****以中国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战，我和我领导的组织将加以反对。我希望****按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思想主张建设和治理国家，不要服从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政策。我希望******做中国的铁托。”
　　第二天，《申报》就在重要位置刊登了这篇专访。
　　1949年1月6日上午10点，蒋介石疲惫不堪地仰在南京官邸的沙发上，儿子蒋经国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蒋介石知道，今天是杜聿明集团突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