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创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 (2)

　　1949年1月14日晚，新华通讯社广播了《****中央******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与此同时，阿洛夫和师哲来到******的办公室。
　　一看他们来，******就知道是斯大林回电了。1月12日自己的去电与苏联的立场距离很大，一定是斯大林再次来电重申他的想法。现在，我们已经根据苏联的建议改变了对和谈的态度，苏联方面还不知道。
　　“菲利波夫同志回电啦？”******问。
　　“不是，”阿洛夫摇摇头，“是他1月11日发出的对1月10日电报的补充电报。”阿洛夫说着把译成俄文的电报交给师哲。师哲流利地用中文译出。
　　****中央并******同志：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南京政府意见的答复，旨在阻挠和谈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国民党是不会和谈的。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估计，国民党将拒绝按****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结果，事情就成了****同意和谈，国民党反而变成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日的和谈阴谋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菲利波夫1948年1月11日
　　听了这封来电，******很高兴，****与苏共的立场完全一致。对蒋介石和谈建议的处理，从出发动机到具体做法都如出一辙。
　　“师哲，把这封电报再译一遍，说慢一些。”******嘱咐着。
　　1949年1月15日上午11点，黄绍竑回到香港家中，立刻打电话给黄琪翔，邀请他到家里来面谈。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曾任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中央副主席。
　　黄琪翔很快就来了。他虽然51岁了，但仍眉清目秀，显得年轻，是典型的广东小生脸。上唇的小胡子也不能使他显得更老成一些。章伯钧称他是民主党派的三大美男子之一。
　　黄绍竑简要地谈了南京和武汉的情况。
　　“御行兄，我这次来香港的任务，就是请李任公去武汉。”黄绍竑说。
　　“很可惜，季宽兄，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半个月前去北方了。”
　　“李任公走后，香港的民革谁负责呢？”黄绍竑问，“你有没有跟****驻港负责人联系的途径？”
　　“我也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驻港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
　　黄琪翔说着拨通了杨建平的电话。
　　“建平兄，季宽兄回到香港了，他是代表白健生来的，想见****负责人，你能不能安排一下？好，好。”
　　“他约定下午4点在他家会面。”黄琪翔放下电话对黄绍竑说。
　　下午4点，黄绍竑与黄琪翔来到坚尼地台10号杨宅。黄绍竑一见杨建平，原来也是熟人，杨建平在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当过全国邮政储金储汇局局长。不一会儿，潘汉年来了。
　　“季宽先生，你好！我姓潘，是****在香港的负责人。”
　　黄绍竑把南京、武汉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
　　“关于南京和武汉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潘汉年说，“白崇禧可能反蒋。但是，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做主，必须打电报向延安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季宽先生在香港等待几天吧。”
　　1949年1月15日下午2点，******在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小屋子里，抽着烟站在墙上的天津市地图面前，研究着双方的态势，等待着最新的战报。
　　“战斗进行多长时间了？”
　　“嗯……14日上午10时开始的，到现在……”周恩来看着手表计算着，“已经28个小时了。”
　　“因为我们尽量避免使用大炮等重武器，伤亡肯定大呀。”******担心地说，“傅作义利用我们害怕破坏大城市的心理，偏偏躲在大城市里跟我们较量。他是想用天津试试咱们的攻坚能力和战斗决心哪。”
　　“根据情报，傅作义昨天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使用炸药抵抗呢。”
　　“我倒要看看他能抵抗多久。在大城市打仗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失，要比在乡村甚至小城市里打仗的损失大得多，因此，对于前者的首领也要加重处罚。”
　　情报科长进来了，把一封电报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下递给******。
　　“这是傅作义刚刚给与林、罗、聂谈判的邓宝珊发的电报，说‘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破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让邓宝珊要求我方停战。”
　　“岂有此理，这个傅作义，他自己不下令停战，却让我方停战。口口声声要和平，却没有实际行动……”******思考了一会儿，把小半截烟在鞋底子上捻灭，装进右下兜里，“好，我替林、罗写一篇致傅作义的通牒。李涛，请你们马上开出自内战爆发以来，傅作义所部占领的解放区的名城、重镇、县城的名单来。”
　　“好，我马上跟资料科一起办。”李涛说着走向资料科的桌子。
　　******坐在办公桌前，摘下铜毛笔帽，一边在铜砚台盒里蘸墨、掭笔，一边构思着，然后，毛笔就在稿纸上疏密有致地写了起来。
　　******首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
　　******把这封电报放在一边，开始起草这个正式文件。
　　傅作义将军：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反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
　　李涛拿着一张纸过来了。
　　“主席，一共77个地方……”
　　“好，来得正好！”
　　******把这77个地名一个不剩地都写上去了。由于这篇公函历数了内战以来傅作义所部犯下的罪行，就使人感觉口气特别严厉。公函提出了两条自赎之道，“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改编”。限定傅作义答复的时间是“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到1月20日12时止”。对拒绝以上提议的警告是“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政治委员罗荣桓”。时间是“1949年1月16日”。
　　这篇公函洋洋洒洒1700字，写完的时候已经是晚8点钟了。
　　李涛拿着几封电报过来了。
　　“天津攻下来了！”李涛说着把电报递给周恩来。
　　1949年1月16日凌晨3点，北平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前委，****、罗荣桓、聂荣臻收到了****中央军委在昨晚8点发出的指示电和《****、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他们读了一下《公函》，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手笔，不用说，态度严正，口气严厉，在傅作义负隅顽抗的时候，交给他是最合宜的。
　　同时，电报中还指示“你们应迅即准备派出适当代表带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懂我们的全部策略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罗荣桓、聂荣臻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一直参加这个谈判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担任这个代表。
　　当天下午1点，解放军平津前线的三位最高首长****、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驱车来到通县五里桥，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周北峰谈判。苏静担任记录。****、罗荣桓、聂荣臻的态度十分和蔼，没有胜利者的骄矜。邓宝珊、周北峰的态度十分诚恳，没有虚与委蛇的成分。这次谈判气氛和谐，双方都表现出很大的诚意，因而取得重大突破，很快达成一致，并签订了《通县五里桥和谈初步协议》，可谓皆大欢喜。
　　邓宝珊55岁，甘肃天水市人。曾任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华北“剿总”副司令。
　　在这次谈判中，****的口袋里一直装着******起草的《****、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原来准备谈不拢时就交给邓宝珊，让他转交傅作义，可谓顺理成章。可是，谈判的气氛非常融洽，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很快就签订了《和谈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封疾言厉色的信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不但已经没有了转交的必要，而且转交肯定会破坏气氛引起误会。所以，这封信也就始终没有掏出来。
　　1949年1月16日上午9点，费孝通、张东荪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乘车从北平八大处出发，汽车向南偏西方向行驶，一路走的大多是农村坑坑洼洼的土路，车尾卷起老高的烟尘。下午5点半左右，到达了贴近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乡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费孝通38岁，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清华大学教授。张东荪63岁，浙江杭县人。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燕京大学教授。严景耀44岁，浙江余姚人。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44岁，广东新宁人。社会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燕京大学教授。
　　下车后，警卫人员把他们领进了饭厅。饭厅朴素、干净，摆着几张普通的方桌，方桌旁放着长凳。不一会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来了。周恩来将他们逐一介绍给******等****中央领导，******等****中央领导与他们亲切地握手问好。然后，大家分坐在两个方桌旁进餐。席间，******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使民主人士们拘谨的心情逐渐地松弛起来。
　　饭后，四位民主人士走进******的办公室，围坐在书桌旁，与******交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谈话。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说。
　　“毛先生，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的确有些人主张和谈，主张划江而治，希望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雷洁琼说。
　　“当前，摆在中国人民、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派，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要使革命半途而废，就是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反扑过来扼杀革命，使中国又回到黑暗的世界。我们很快就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人民的共和国了。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说。
　　“是啊！”四位民主人士频频点头。
　　“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生活怎么样？”******问。
　　“还可以，比前两年的情况还好一些。”费孝通说。
　　“那就好。等全国解放了，恢复了经济建设，情况会更好些。现在学校里的课程能够正常进行吗？”******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