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和平解放北平 (2)

　　“立刻代我起草一个就职声明，就说‘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政府方面的和平谈判代表。”李宗仁给秘书黄雪邨下达了指示。
　　西北行政长官张治中到总统府拜会李宗仁。
　　“德公，我在南京盘桓已久，现在要回西北了，特来向你辞行。”
　　“文白兄，我想让你接替孙科当行政院长。你意如何？”
　　“谢谢德公抬爱，但是，我实在是干不了。”
　　“那当和谈代表总是责无旁贷吧？和谈在即，就不要回西北了。”
　　“我离开兰州日久，西北公务积压，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那……就快去快回吧。”李宗仁想了一下说，“哎，文白兄，我是第一次独立主政，你要不吝赐教哇。”
　　“德公太客气了，谈不到‘赐教’。”
　　“那……你说我上任伊始，应该先走哪步棋呢？”
　　“嗯……”张治中坦诚相告，“为了进行和谈，必须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就要更换新人。不能老是一套班子像走马灯似的。”
　　“嗯，有道理。”李宗仁连连点头，“那，你看……请谁出来合适呢？”
　　“最好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革政府再谈和。你如能请孙夫人任行政院院长，李济深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好好好，文白兄说的确是金玉良言哪！”
　　“德公客气，这是当今天下人的共识，文白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张治中走了。李宗仁寻思，老蒋不久前就动了起用孙夫人的主意，刚放出点风来，就被孙夫人登报断然拒绝，挡了回去。白健生派黄季宽带着重金去香港接李任潮，结果被中共着了先鞭。现在，任潮已经坐在了中共的热炕头上，还会在乎坐这冷炕吗？可是，不这么办又别无良策，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么想着，他马上召来了秘书黄雪邨。
　　“马上代我起草一封电报，邀请李济深入京，会商和平之意见。起草一封信给孙夫人，请她出任行政院院长。态度要诚恳、谦和。让介侯做我的特使，到上海登门拜访。”他脑子里一亮，想起了民盟的张澜和罗隆基，“嗯……顺便也请邵力老同机到上海，代表我拜会一下张澜和罗隆基，请他们出任和平调停人。”
　　1949年1月23日，“美龄号”从南京机场起飞，没过多久就在上海机场降落。邵力子和甘介侯下了飞机，钻进了早就在这里等候的德国黑色奔驰汽车，行驶在上海的马路上。寒风瑟瑟，市面萧条，不多几个行人缩着脖儿揣着手儿，匆匆地行走。报贩挥舞着报纸，大声吆喝着：“号外！号外！蒋总统宣布引退！李代总统发表就职声明！”那是今天的特大新闻，但很少有人上前买上一张……
　　在集益里张澜的寓所里，邵力子拜会了张澜、罗隆基。
　　“内战给咱们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祸，可以说是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啊！不能再打下去啦，再打就国将不国啦。表老和努生兄一贯倡导和平，反对内战，成了民众的喉舌，仲辉无比钦佩。现在，李代总统决心体恤民意，实现和平，特请表老和努生兄出任和平调停人，调停国共内战，策进和平运动。希望二位就像当年在国共重庆谈判时一样，居间调停，达成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请表老和努生兄万勿推辞。”
　　“仲辉兄，不行，不行，不行！”张澜连连摆手，“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民盟是第三方面，可以居间调停，那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局势完全变了，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民盟只能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谢谢李代总统的美意，请仲辉兄转告李代总统，请他见谅。”
　　“表老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确有不便之处，我也就不勉强了。努生兄，你年富力强，是不是肯勉为其难呀？”邵力子看到张澜主意已定，知道此老一旦认准了，再劝也是“梁山泊的军师——吴（无）用”，只好把目标转向了罗隆基。
　　“表老的意见，就是民盟的意见。我作为民盟一员，也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能与表老共进退。请邵力老体谅。”罗隆基也没有商量余地地说。
　　1949年1月24日下午，黑色的德国奔驰轿车停在了林森中路1804号宋庆龄寓所的门口，李宗仁的特使甘介侯走下车来，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据说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斐。夫人的观点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丈夫的观点。
　　甘介侯，53岁，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7年一度代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当过几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李宗仁与美国政界联系的桥梁。大概是根据宋庆龄从小在美国长大，受美国文化熏陶，精通英文这些特点，李宗仁派来了甘介侯。
　　甘介侯与宋庆龄的对话，完全用英文进行。在客厅里刚一坐定，稍事寒暄后，甘介侯就呈上了李宗仁的信。
　　“孙夫人，这是李代总统给您的亲笔信。李代总统已经决定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和平谈判。李代总统请您亲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便时常请教，共策和平大计的进行。同时，李代总统也已经电邀李济深到京，整顿党务，会商和平之意见。”
　　宋庆龄点点头，打开信封，抽出信纸，看了两眼。
　　“甘先生，我中文不行，请您代为翻译一下。”宋庆龄说着把信递给甘介侯。
　　“好，我代念一下。”
　　甘介侯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地翻译着。
　　“……蒋先生凌然引退，仁以基于个人对国家之责任，不得不出面勉维现局。……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兹特请甘介侯兄代表趋诣，面陈鄙悃，务恳赐予指示，以资循率，并乞即日命驾莅京，使获随时承教。尤深企祷行期，敬希先示，以便迎候为幸。”
　　“请你转告李代总统，就说我谢谢他的盛情相邀，对他所做的和平努力非常同情。但是，我现在正忙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同时，我近来的身体也不好，不能从命。很抱歉，请李代总统谅解。”
　　1949年1月25日下午2点，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话响了。林彪拿起了话筒。
　　“01吗？”01是林彪的代号。
　　“我是。什么事？”林彪听出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的声音。
　　“托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
　　“不清楚。”
　　“你问问苏静。如果没有交的话，让苏静和邓宝珊一起去交给傅作义。”
　　放下电话，林彪知道是毛主席在督办这件事，于是拨通了苏静的电话。
　　“苏静吗？”
　　“是，01。”
　　“邓宝珊交了信没有？”
　　“进城的路上，我把你的话转告他了。他现在交没交，我不清楚。”
　　“你问一问邓宝珊，若是还没交，务必于今明两天，你与他一起去交给傅作义。”林彪命令道。
　　“是。”
　　苏静乘车来到北平东四孙家坑51号，走进邓宝珊家的四合院。
　　“苏代表，请坐，请坐。”邓宝珊在北房的客厅里接待了他。
　　“邓先生，请您转交给傅先生的信交了没有？”
　　“没有。”邓宝珊的头很果决地一摇。
　　“那咱们现在就去交吧。”
　　邓宝珊想了一下。
　　“好吧。”他把那封信揣到了兜里。
　　他们乘车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受到了傅作义的热烈欢迎。
　　“苏代表，宝珊，坐，坐，坐。”傅作义看上去气色不错。
　　“傅先生，您身体还好吧？”
　　“好，好，好。苏代表在这里工作还顺利吧？”
　　“有傅先生的支持，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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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他们说话的时候，对这里熟门熟路的邓宝珊来到了傅作义的书房，见到了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
　　“珊叔。”
　　“哎，冬菊，这有一封信，交给你爸。”邓宝珊说着把信交给了傅冬菊。
　　1949年1月28日，张群在回四川担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前，特地来到上海集益里，拜访了张澜。
　　“表老，我要回四川了，你有什么嘱咐吗？”
　　“今天的大局还不清楚吗？最好是跟人民走。”张澜语重心长。
　　“这一点我明白，”张群面有难色，“但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忍背弃他。”
　　“那你回四川就为人民做点好事。首先，应该释放******。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我的侄儿张修实，连我的民盟都没有参加，你们在南充将他和学生邓安镇一起抓到重庆。邓安镇是我家乡乡长的儿子，平时好打抱不平，有点调皮，听说他小小年纪，就遭到毒打，至今这二人还被关在重庆。对普通百姓都这样，难道你们还会释放真正的共产党吗？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准备在四川打内战，这就为人民造福了。”
　　“好，表老，这些我回四川斟酌着办吧。”
　　1949年1月31日拂晓时分，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白色，一架小型军事运输机从旅顺机场起飞，向西南方向飞行。在太阳已经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降落在石家庄附近的军用机场。
　　苏共**********委员米高扬和他的三个随行人员走下飞机。米高扬54岁，中等个儿，脸上的肌肉很紧，戴着礼帽，上唇有黑色的胡子，比他的实际年龄略显年轻，穿着很合体的深色皮大衣。师哲和汪东兴前来迎接。
　　“欢迎，欢迎，安得列夫同志。”师哲握着米高扬的手说。安得列夫是米高扬的化名。
　　“谢谢您的迎接，师哲同志。”米高扬说。
　　“上车吧，还有一段距离。”师哲说。
　　大家分乘三辆美国轿车，向西偏北方向行驶。大体是背着太阳，向着大山前进。因为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尘土也卷起老高。汽车跑了两三个钟头，钻进了山沟，终于停在了一个农家院落的门口。
　　毛泽东走了出来，握住刚下车的米高扬的手。
　　米高扬一行在西柏坡呆了七天。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与米高扬交谈。中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也分别就自己分管的工作向米高扬做了详尽的介绍。
　　2月7日，米高扬一行离开了西柏坡，到达了旅顺。当晚，米高扬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触中的大致印象：“……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在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部与解放军交接了城防，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消息，在总统府里再也坐不住了，偕邵力子坐着专机来到上海。
　　上午10点30分，李宗仁就召开了社会名流座谈会，参加者有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张君劢、钱新之等十余人，共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事宜，提出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搭桥”。下午又召集了行政院在上海的各部官员孙科、吴铁城、朱家骅等商量面临的各项问题。
　　1949年2月2日，李宗仁来到了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在客厅里接待了他。
　　李宗仁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服，打着酱紫色的领带，头发梳理得恰到好处。看上去有些像是实业家，一点儿也不像是军人。他的态度极其热情、诚恳。
　　“由于蒋先生错误的内战政策，导致了国民党今天的失败。现在蒋先生引退，由我来主持政局。这两天，我在上海主持了一系列社会各界人士的座谈，人心思和呀！我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也决心顺从民意，实现和平。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今后，还是要和平建国。我本来想请夫人出任行政院院长……”
　　“德邻先生，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宋庆龄态度很冷淡。
　　“夫人既然不肯接受，我也不便勉强。现在，我想备一架专机，请孙夫人以个人身份到北方一行，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转达我谋求和平的诚意。不知您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