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11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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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少年时起，毛泽东的内心就一直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景仰圣贤豪杰的思想。在他看来，所谓“圣贤豪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这种精神、身体的能力是普通人所不可及的。早年，他认为人有三个类别：最高者乃为圣人，次之为贤人和豪杰，最差的则是凡愚。接触到美国英雄的形象后，他心目中的圣贤豪杰，就不再是一味遵循礼道的传统人物，而是更多地注入了刚毅健劲、自强不息，为精神、意志和理念而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角斗士。他十分欣赏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和科学的献身精神，并开始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引为楷模。
华盛顿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其人其事被介绍到中国后，一直被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征，深受中国人民尊重，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延安时期，他一再向斯诺等人谈到华盛顿对他的这种影响。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谈话时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们取得胜利一样。华盛顿虽然没有机器、没有电力，但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哈里森•索尔兹伯格认为：那些年里，说毛泽东已开始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在心目中的确把华盛顿、林肯作为自己的楷模。
华盛顿的人格魅力对毛泽东影响至深，首先是因为他坚韧的意志对青年毛泽东引起了共鸣。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肖子升的信中，盛赞华盛顿不论地位高低，总是不忘习劳励志的品质。他写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正是受华盛顿等世界英雄豪杰的影响，毛泽东后来非常强调意志的作用。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提出：“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对此，海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主要的特色。
与坚韧的意志相对应，力量,同样是青年毛泽东十分崇敬和向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他早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他把力量看作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趋向动力和一种价值追求。正是通过对力量的颂扬和赞美，曲折反射了他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政治心理诉求。
毛泽东对力量的崇拜，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另一位世界级名人——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10月14日，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发表竞选演讲时遇刺，“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凛然行为佩服有加，赞叹“其勇且壮”。他熟悉罗斯福终生热爱体育锻炼的事迹，知道他儿童时代患有气喘病，视力也很差，但是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从事骑马、打猎和拳击等活动，练就了一付强健的体魄；担任总统后，仍热衷于徒步旅行、骑马、打球等，并把体育锻炼之风带进政府，使他的内阁被人称之为“网球内阁”；卸任后，仍坚持体育锻炼，还到非洲森林去狩猎。所有这一切，都令青年毛泽东心向往之，不仅称罗斯福为“东西大体育家”，而且由衷地赞叹他通过顽强锻炼，使身体由至弱而至强的精神，并主张把这种精神引入对国民和社会的改造。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写道：“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自强之效。”他认为，体魄矫健、意志坚强的重要性乃在于能够使中国人顶得住外国的压力，挽救自己的民族；号召国民效法罗斯福等，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力孱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较细”的可忧现象。从这篇文章中不难发现，青年毛泽东已经形成极富特征的个性：关心中国之命运，并强调勇气、力量和强健的体魄是救国救民之道，其中洋溢的是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气概。
对于华盛顿、罗斯福等美国杰出人物的崇拜，事实上反映着毛泽东早期的英雄史观。梁启超曾大肆鼓吹的英国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对毛泽东有较深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英雄：一种是造成新文化的英雄，孟德斯鸠、卡莱尔是这一类；另一类是被文化传统造成的英雄，黑格尔是这一类。他把自己说成卡莱尔式的英雄人物，反复强调需要有伟大人物来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认为没有孟德斯鸠和卢梭，法国革命就不能成功；没有亚当•斯密学派，英国不可能恢复自由贸易制度。而在中国，他自己正扮演着通过《新民丛报》创造新文化传统的伟大人物的角色。那时候，毛泽东通过《新民丛报》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因此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巨人”。他曾经效法梁启超的“任公”名号而给自己取名“子任”，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辅佐。
除了英雄主义之外，青年毛泽东的身上还洋溢着为追求科学、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而点燃他这种精神火花的，是又一个美国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堪称美国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在美国家喻户晓：推独轮车穿过费城大街，放风筝证明雷电，编纂通俗警句装饰几百本书的封面，等等。富兰克林的奋斗意识、发明创造和平民身世，与毛泽东的境遇颇为近似。因此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感同身受。就连他后来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师生学友组织新民学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启发。21岁时，富兰克林曾在费城组织一个小团体，定期召开讨论会，探讨哲学、政治、科学等方面的问题，其宗旨和要求，与新民学会如出一辙。在当时，毛泽东还不断称道富兰克林，肯定他努力为科学献身和不断创新探索的精神。1913年12月6日，他在课堂笔记中还对富兰克林的业绩作了简单提要：“芙兰克林（即富兰克林引者注），美人，有大力电气机，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鸢引电之法。”
对于富兰克林的好感，激发了青年毛泽东对科学精神的崇拜。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这是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一是重传说和迷信，所以习惯的力量特别大；二是重文字的工夫，所以自然的知识特别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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