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17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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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指出，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出现了对美国的某种偏爱，诸如有名的魏源、徐继畲、伍廷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都曾宣扬过美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与人文精神。但考究史籍，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深究过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一些断断续续的翻译与介绍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并且屡屡与中国古代思想、制度相比附。受他们的影响，毛泽东在应用和推行美国观念和思想的过程中，也难免表现出为我所用的倾向。对门罗主义乃至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应用，都是其中的例证。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世界观尚未成熟而又对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充满渴望和选择的新青年身上，应该无可厚非。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所读过的书籍、接触的人物以及从事的实践活动，都会在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不仅从书本中获得了对美国的初步印象，而且接受了美国思潮、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华盛顿、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的坚强意志、毅力、智慧、勇气和开拓创新精神，也包括美国的社会思潮、政治体制、民主观念、求实精神和务实态度。它们发生在一个农家子弟刚刚走出山乡、面向社会的青年时期，发生在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开始形成、转变的历史阶段，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一旦积淀下来，便多多少少会对他的一生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俄国道路”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青年毛泽东对巴黎和会以来的美国政府日渐失望。书本中的美国印象、头脑中的美国理想与现实中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他在继续接触美国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行美国式政治、教育理念的同时，对美国政府现行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已经从日益不满发展到持尖锐批判的态度，并且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了其内在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初步认清当时美国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此后，在十月革命经验感召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引领下，青年毛泽东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实现对“美国精神”的消解，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一、巴黎和会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初步认识
埃德加•斯诺曾经指出，由凡尔赛和约激起的愤慨情绪，导致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在运动中认清了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关系上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由此开始了对美国政府现行政策的长期批判。1919年7月至9月，他在亲自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批判言论。可以说，正是出于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愤怒，使他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思想的闸门；也可以说，正是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帮助他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美国是抱着极大的希望的。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以此作为他设计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方案。十四条宣言中提出的外交公开、反对密约、民族自决、维护各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在中国受到极大欢迎，人们甚至将威尔逊看作是“公理”和“正义”的象征。当时中国舆论界普遍认为，一战结束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公理战胜强权”，一个正义的和平的新世界正在向人们招手。
1918年11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后，举国上下，欢欣鼓舞。30日夜，北京学生在庆祝游行时，有不少人到美国驻华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对此，顾维钧曾经回忆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一些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也在大力称颂着美国的民主，称颂着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12月22日，陈独秀在为《每周评论》所拟的发刊词中，更是盛赞威尔逊关于“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之言，乃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在文中，他还明确表示：《每周评论》的宗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对美国的期待，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然而，这种期待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后不久，就开始破灭了。当时，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出了5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和会，其首要任务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夺的一切特权，并保证这些权益不得由日本继续窃取。而日本人显然不会就此罢休，为了达到长期窃据中国山东的目的，他们绞尽脑汁，阴谋叠出。
显然，当时的中国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中最重要的远东政策问题。各列强中，美国的态度是中国能否收回山东权益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和会前期，威尔逊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与日交涉。但是，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是服从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当时，威尔逊把建立国际联盟作为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因此其出席和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际联盟，以此谋求通过国联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日本洞悉威尔逊的意图，趁意大利退出和会之机向美施加强大压力，声称如不满足其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宁肯退出和会、退出国联。面对日本的威胁，威尔逊立刻转而决定在山东问题上作出让步。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国首脑会议收下了日本草拟的山东问题条约草案，并一字不改地列入了《凡尔赛条约》。这样，巴黎和会便以中国的外交失败而告终。
原来的期望越高，一旦失望带来的痛苦越强烈。威尔逊从最初允诺在和会上帮助中国到最终背弃中国、转而向日本妥协的行径，使得中国民众陷入一片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之中。正如许德珩所言：“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曾经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这样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和平的种子。像这样的和平会议，哪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在为你惭愧!我实在为你悲伤！”当时，即使在美国人中间，也有不少人对威尔逊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S.Reinsch）写道，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行为使“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了”，并愤而向威尔逊提出了辞呈。
美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特别是与其他列强一道对中国实行出卖政策，对青年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如前所述，早在1916年他就提出过“联美制日”的设想。那时候，他对美国、对威尔逊政府的“和平政策”确实抱有很大幻想，希望美国不必参加欧洲战争，而与中国联手，在亚洲对日本开战，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但是，无情的现实使他看透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主权的真相，对威尔逊和美国政府奉行强权政治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1919年7月，已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尖锐批评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文章，对威尔逊本人也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抗议。他质问：威尔逊之流“满嘴的平等主义”，但是从他们无耻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要问：“平等正义”又在哪里？他还用嘲讽的语言写道：在巴黎，列强竞相分赃，威尔逊“不能伸出己见”，无所适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虽声称“正义”、“公理”，但其实不然，“我看了‘卒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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