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19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
|
上一篇 【目 录】 下一篇 |
|
|
|
|
二、走俄国人的路——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始于五四运动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当时，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并且掀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适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次争论，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由于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因此他对于这场争论的态度，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很倾向于李大钊，因为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特别看重“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社会实际，并不排斥对种种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也颇为欣赏。
与同胡适的交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李大钊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李是图书馆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给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更加深广。作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也得到青年毛泽东更多的钦佩和景仰。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使青年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陈独秀，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有过直接的接触，并受到很大影响。1919年7月，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独秀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高至坚精神”，并“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后来，他还这样评价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1919年的冬天,为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和李大钊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这时，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不仅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包括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登载的《共产党宣言》。
在不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开始萌生了组织志同道合者的团体，开展讨论，并在适当的时候付诸实践的设想。1920年2月，他给在湖南的陶毅写信说：“我觉得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现在，“好多人讲改造，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因此，他在信中提出要组织“共同的讨论”，着重讨论共同的目的、方法和“怎样实践”。“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信中还特别写道，“现：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对于这件事，我“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月10日下午，他又前往黎锦熙的住所，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人长谈到深夜。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认识和对俄国式革命的种种设想，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正在这里着手筹组共产党。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并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在上海，毛泽东还于6月21日在《天问》杂志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湖南建设条件商榷》。这两篇文章，主张湖南未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军队、警察和严密的政府机构，要有法津制度、各种群众团体，人民要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等。显然，这些观点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绝对不承认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了这样严密的施政纲领，表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开始抛弃过去一度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这实际上扫除了他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又一个思想障碍。
1920年10月中旬，毛泽东热衷的湖南自治运动遭受严重挫折。11月下旬，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取谭延闿而代之，湖南自治运动迅速流产。这不仅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实践的失败，也是他一度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破灭。由此，他的美国观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这就为他从根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毛泽东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十月革命胜利及其影响在中国的传播。正当中国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耻辱而义愤填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经验和寻找救国道路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迅速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自愿表示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按《辛丑条约》规定偿付的赔款，这与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振荡。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政府的实际行动，使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开始相信，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真正朋友。在他们看来，“走俄国人的路”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并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获得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独立和解放，并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应该指出，青年毛泽东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当时，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倾向革命，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在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出来。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一天之内给新民学会会员发出5封信，着重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他检讨的思想武器，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提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信中表明了他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与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在给李思安的信中，他提出：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此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示范作用，主张立即把俄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来，从而也就认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在给张国基的信中，他表示：“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而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取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愿大家好的主义”。由此可见，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此时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形成了某种信念。在对易礼容来信的批语中，他还特别申明自己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即在中国着手成立共产党。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给罗章龙的信中，他写道：“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面旗子，指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欧阳修快马追字 王羲之苦练书法
历史“破鞋”第一人：哥哥竟… 高欢的老婆为何被称为“九龙…
言而无信君王，终惨死 狄仁杰不同寻常的晚年
袁世凯与明成皇后姐妹的风流… 武则天200
|
|
上一篇 【目 录】 下一篇 |
|
我是会员：会员投稿 我不是会员：匿名投稿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