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35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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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毛泽东还强调，中共制定外交方针必须遵循以下三条基本政治原则：“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外交工作提出这样三条政治原则，是以英美等国在抗战初期对中国问题的实际表现为基础的，是以过去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为深层依据的，同时也是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理智分析后得出的客观结论。如果说，上述政治原则会对中共今后的外交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走向，也必然会产生某种导向作用。
三、美国“已经在步英国的后尘”
就在远东国际局势动荡不定的时候，欧洲的形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化。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定》，这对纵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加速欧战爆发，起了极坏的作用。英法等国的这种绥靖主义态度，自然使毛泽东警惕在亚洲可能发生类似的投降活动。他联想起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本质的论断，认为今日英法等国政府的种种表现，都没有逃出列宁当初的预言。因此，他不仅对《慕尼黑协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且开始对中国是否应该与英美法结盟表示疑问。
与此同时，中共一再呼吁美国成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友邦”，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也使毛泽东深感失望。1939年1月18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做形势报告时，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美国的“中立”政策，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利的。他说：“美国有一种法律，叫做中立法，就是不卖军火给各交战国，但是军火原料却可以的，这样对日本是有利的，因为它还有几个钱，买回原料可以制造军火，而中国没有‘铜板’，无办法，所以对中国是不利的。”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美国国内“现在有一部分人主张改变，中立法有取消的消息（虽然还没有正式取消），而废止中立法的舆论更高涨了”；“事实经验告诉他们，让步结果更加不好，因此英美有些恼火，似乎不愿再让了，但也许还要让些。”两天后，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批评英美等国的孤立主义，指出：“在英美诸民主国家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如果中国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这时，他仍然对英美有所区别：“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最后，他写道：“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这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连续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地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秘密文件，国共两党在合作中的冲突和摩擦日益白热化。
对国内政治的这种新动向，毛泽东自然要同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联系起来分析。他认为，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摩擦迅速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英国在欧洲绥靖德国、在东方对日妥协密切相关。目前，蒋介石的政策就在很大的成分上是依靠英美的，因此，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因为英法的妥协，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无法建立，影响到东方，就是日寇进攻更为猖獗，国民党内部的妥协倾向更为严重，最终导致国共摩擦不断激化。2月25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新动向向党内发布指示，认为最近国民党执行对日妥协和反共分裂政策的根源，主观上在于它“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的依赖性”，客观上则是由于战争形势和国际局势所促成的。
此时，面对远东国际形势发展的这种现实，中共对英美政策的重点，开始由争取同它们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逐步转到揭露、反对它们绥靖日本和帮助国民党反共上来。
毛泽东和中共对英美等国态度与认识的转变，与苏联的影响也不无关系。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英美法的绥靖政策。他断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了”，并把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就这样，过去视为和平力量努力争取的联合对象，一下子又变成“最危险的敌人”。5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新的东方慕尼黑协定的一种必然反映，其中可能包含重大阴谋。”次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反对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因素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
从6月开始，毛泽东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6月l0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关于反投降问题的报告，指出：“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自身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认为，国民党进行反共投降活动，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的诱降政策”；二是“英、美、法的压力”；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从这些判断出发，他不再把英、美、法等国看成是“愿意援助中国或守善意中立”，能够与之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友好国家。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有意回避了过去一段时间关于英美法“民主国家”的称呼，而更多地称呼它们为“帝国主义国家”，以突显它们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他断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如今英美之所以开始策动“远东慕尼黑”，就是希望在中日两国疲惫之际来个“渔人得利”；“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因此，他断言，“远东慕尼黑”阴谋成功之日，必定就是国民党投降之时。
7月24日，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这一协定是典型的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它使得中共更深切地感到西方大国在远东实施绥靖政策的危险。于是，毛泽东决心把领导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斗争推向高潮。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新中华报》也发表文章，严正警告英国政府：“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你们愈是和日本妥协，你们在远东的一切利益将愈被排斥，将愈不可保。”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实际上已经把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重心，由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转到反对英美的绥靖政策方面。
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决心按原计划入侵波兰，从而引发了英法对德正式宣战。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英美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奉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目的在于从中取利。“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他明确指出：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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