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36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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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时候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已经到了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又一个最低点。他在猛烈抨击英国和张伯伦的同时指出：“罗斯福是跟张伯伦一道的，他手里拿了一根手杖，在撑张伯伦的腰”，“所以，我们对美国的斯诺跟美国的罗斯福，是要分开来看待的。”他甚至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没有正义的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没有公理。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后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他的前卫”。
总之，毛泽东认为，欧战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这种变化，认为美国在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实际上已把自身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
但是，毛泽东很清楚，有关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许多问题，不是仅仅用意识形态就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待像斯诺这样的外国记者，并不打算像拒绝他们的政府一样，统统拒之门外。由此，在随后召开的欢迎晚会上，他特别谈到了斯诺和美国人民，说“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10月21日，英国《每日先驱报》发表了有关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报道。对于中共接受西方国家记者的来访，苏联和共产国际都十分敏感。10月底，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含蓄地指出，务必要对像斯诺这样的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保持距离，今后不要再向他们发表类似的谈话，因为这一类谈话会被他们“用作挑衅目的”。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共中央此后不得不控制接待西方记者的来访。一直到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
综上所述，欧战爆发前，由于美国对中国事务一度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介入不深，这一事实使得毛泽东在认识美国时，往往只是把它放在泛泛的“英美法”大框架之下，在抨击“远东慕尼黑”阴谋时，将美国与英国区别看待。但随着欧战爆发，毛泽东便认为美国“已经在步英国的后尘”，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了较严重的判断，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下，把英美法与德意日一样当作主要敌人加以抨击。至此，他对美国的态度相对于抗战初期，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和斗争的过程，回到了以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立场上。
无庸讳言，欧战爆发之初，由于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一度出现了错觉，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造成这一认识反复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观望、摇摆及其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其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不能不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制约。而从主观上来说，则是因为中共长期偏于一隅、信息不畅，受过去某种惯性思维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在一些突发事件到来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难免会出现瞬间的误差。这些误差随着事态的不断明朗化，终将得到逐步的调整和纠正。而毛泽东的美国观，也随之迅速回到原来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
四、“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1940年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太平洋地区极不太平。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以后，日本政府制定《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正式决定向南洋推进，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一举解决对华、对美问题。这无疑是向美国发出挑战，不能不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的连锁反应是：一方面美国在东方继续保持所谓“中立”的同时，逐步向援华制日倾斜；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进一步倒向美国。这两方面的变化直接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增长。毛泽东此后的美国观的变化，正是在这一新的背景下逐步展开。
尽管欧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对美国一度作出了绝对化的判断。但是，早年从美国人那里学到的务实态度和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从来都是抱着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问题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如何看待美国。随着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调整，毛泽东开始重新估价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走向。
1940年6月，法国战败。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共目前是处在新的环境中，这种新环境将决定地影响中国的抗战。”一方面，“由于法国投降，英国失败，与日美矛盾扩大，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说很大地减少了”；在东方，今后“美日矛盾将发展，日美冲突不可避免”，而苏联“将与美国接近”。另一方面，“法国与英国的投降，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政策“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日本在加强压迫与引诱后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投降危险更加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投降危险而斗争”。7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诱降的来源主要已不是英美法慕尼黑协定，而是德意对日的鼓励及其可能的劝和政策。”因此，“现在我们的宣传主要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而是日本的压力”，“他们与德意日矛盾尤其是美日太平洋矛盾可利用”。
7月7日，中共中央在题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党内指示中，正式修正了此前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的预言，对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世界现在划分成三大阵线，即苏联和平阵线、英美法帝国主义阵线和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而中共当前的政策就是要利用两大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矛盾。这一决定还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小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显然，这一文件的精神与毛泽东前一天演讲表达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发生变化，自然要求及时调整对美工作的策略和具体方针。8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要求他们在宣传工作中必须把握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强调再也“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并认为“孙科派的亲苏联美政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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