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37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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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作时事报告。谈到当前的策略问题时，他指出：“英美以华制日，七七决定尚不能说得很具体，现应补充即英美是从帝国主义利益出发，利用和争取中国参英美之战，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就干脆拒绝英美。现在斯诺等又开会要投资延安五十万，又有要把中国枪支交叶剑英抗日的消息，我们当然也不反对，因为还要利用帝国主义矛盾。”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蒋介石显然看出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和分量正在日益加重，立即向美国发起外交攻势，争取美国扩大对华援助。到10月中旬，毛泽东相继得到消息，美国已经提供给蒋介石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也开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压迫而关闭的滇缅路。对此，他很快作出如下判断：“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要跑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此时，毛泽东开始意识到，由于“英美政策的影响，可能会使国民党的态度有极速的转变”。因此，不仅对美政策，而且对国民党的政策，都必须有所调整和变化。11月6日，他致电周恩来，明确地指出：尽管英美仍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为此，他正式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南京政权，并签订相关条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待中美之间商定具体条件，即宣布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亦宣布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认为：由于“英美不赞成内战，苏联对中国政策不变”，“更由于我党中央之正确政策”，“反共高潮有下降可能”。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虽然我们共产党人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在当前，我们既须将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与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与日本结成同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与现在放弃这个政策、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他强调：“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要求对前来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既要把他们“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又要把他们“当作外交人员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在一度停止与英美人士接触之后，重新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并再次对英美记者采取欢迎态度，中共的对美策略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从战前呼吁与英美等国共同反对日本，到现在重提“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表明中共对英美的外交已经重新回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上来。而毛泽东本人对美国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不仅说明他在斗争策略的灵活性方面，经过斗争实践的磨砺，已远比过去成熟；而且表明他对美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注重实际。
在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原则后，中共开始着手加强与“英美的联络工作”。虽然随后发生的皖南事变震惊世界，但并没有使毛泽东因此改变对外方针，而是主张继续加强与英美的外交联络。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美国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行动表示不满，罗斯福总统还采取了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破天荒的干预性行动。1941年1月24日，美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中国国共之“内争”表示关怀；作为某种惩戒，美国政府还暂停了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2月8日，罗斯福派特使居里（LauchlinCurrie）及联邦调查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就国共关系问题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居里在同蒋介石会谈时表明，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十分关注，对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甚为担忧。他特别说明：在国共纠纷没有解决之前，美国不会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美国的态度表明，它不准备对国共冲突听之任之，而采取反对国民党将反共摩擦升级的明确态度。蒋介石由此认识到：美国人暂时还不会支持他用武力来对付共产党。这对他继续推行反共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2月14日，居里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材料，详细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居里明确表示，美国的政策是赞助中国统一，不主张扩大内战，并希望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周恩来与居里的这次会晤，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它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此时，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使得毛泽东开始重新认识美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早在1939年2月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经过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他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中共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
本来，在国民党方面挑起国共磨擦之初，中共中央一度对苏联的干预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几次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分裂的政策。苏联一方面向蒋介石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劝告中共中央要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对此，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远方（指共产国际与苏联——引者注）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
苏联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是根据其主观需要来决定的。事实表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无疑都有着重大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中共此后的方针政策必将发生变化，即更明确地以中国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为中心，而不是完全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绳。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时还注意到，随着美国对于中国事务介入的加深，它对国民党政府的制约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做好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加入美英集团可能对抗战有利，因为美国看来不仅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也反对国民党挑起国内的反共磨擦。1941年2月7日，他在《新四军事变后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了两段话，指出“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和“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因此到了3月初，当得知中共负责外交工作的代表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一事仍表示反对时，他当即发电指出：目前我们“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他乐观地估计，今年秋冬之间，“英苏美苏之间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协定（也许英苏协定不久就可签订）”，因此“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到了5月，在给廖承志的电报中，他又提出对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鲁斯“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美、英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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