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48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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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此时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不仅各国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动表示不满，美苏等国政府亦以不同的方式对国共危机表示严重关注。首先是苏联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1943年7月14日，苏联驻华参赞拜会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切森（GeorgeAtcheson），就国共危机交换看法。他指出：中国政府也明白，在这个时候进攻共产党并不适宜，因为这对国际关系有影响。8月5日，苏联驻兰州代表与谢伟思谈话中指出，国民党正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1日，苏联驻华武官就这一问题向美国使馆官员探询：如果国共交火，美国持何种态度，是否将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随后，苏联政府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中共的事业，并积极宣传中共在为中国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苏联的态度令美国方面深切地感受到，国共危机有可能导致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美蒋在中国以及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出于对中苏关系、美苏关系的担忧和出于对日作战的考虑，美国决心采取一定的行动，来阻止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
8月19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StanleyK.Hornbeck）在与宋子文会谈时说：有人认为美国和英国正怂恿中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行动，事情并非如此；美国对于国共关系的态度与皖南事变后一样，“一直公开希望中国像其他地区一样，应避免内部冲突”。宋子文则保证说：国民政府现时无意用武力解决与中共的争端。
正是由于中共的及时揭露与坚决抵制，使得各主要盟国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予以强烈反对，蒋介石被迫收敛其反共军事行动，一方面向中共方面表示无意对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并逐渐撤走进犯边区的军队；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各党部特别注意，反共暂时不以国民党出面。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中共与苏联围绕这一系列事件所持的态度，促使美国方面强硬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内战应当避免，国内斗争应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通过中国所有党派都参加的某种政治联合来解决。为此，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又同蒋介石亲自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他要求蒋介石设法同中共合作，并且“必须在战争进行时期，就同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打好“美国牌”，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制止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是抗战时期外交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总结抗战以来国共冲突的历史，认为国共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转移的，其中“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而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最后，他乐观地指出：“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几近一年后的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进一步总结了利用英美力量制止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对外统战工作，指出：“我们这次反对胡宗南，英美是帮助我们的。英美正要打日本，如果中国打内战，他就不利，他不愿意我们内战，统一战线有这些工作。”
可以说，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毛泽东在领导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过程中，已经充分注意到美英等国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并不赞成国民党反对、进攻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共分歧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到，美国当时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党政策的最为主要的国家，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在当前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展开角逐，都必须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对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的正确把握，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此种国际有利因素可以用来约束国民党的反共斗争。因此，从1942年中期起，他就特别注意打好“美国牌”，逐步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与沟通，并在亲自领导这一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美国的认识，丰富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观。
二、“放手与美军合作”
如果说，在美国1941年12月加入对日作战前，中共与美国的交往主要还局限于同斯诺、史沫特莱等少数几个美国记者的民间接触；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经进一步认识到与英美进行正面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继续加强与新闻记者接触的同时，中共开始积极谋求与美国政府和官方人士的直接接触，并多方构筑这种渠道。此时，毛泽东不仅致力于利用英美力量打压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亲自掌控中共与美国的外交联系，并逐渐把谋求与美方的军事、情报合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共就提出与英美建立外交联络的战略设想。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情报组织及其目前主要工作方向的指示》指出，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并尽可能地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时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各解放区也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放手大胆”地与英美人士进行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新的对外方针指导下，中共驻重庆代表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式，频繁接触美国驻华军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试图通过他们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1942年5月间，周恩来在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斯诺时，第一次明确表示希望美军派正式代表团访问延安。他还委托斯诺向居里转交有关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材料，并建议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共军队。此后，他在与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范宣德（JohnCarterVincent）、戴维斯等的接触中，又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进行工作。
毛泽东对与英美官方人士的接触十分重视，并亲自过问与美国驻华使馆情报处交换情报等重要问题。1943年8月24日，他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敌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彼方应告我以援华实况。”他还特别提议由《新华日报》记者龚澎或乔冠华等人来承担这一重要工作。10月17日，针对英国勋爵、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询问军事情报一事，毛泽东又电告董必武：“对蒙巴顿所询各项，除你处已有材料可告他外，军队五十万数目及活动地区与我党外交政策及对教会态度均可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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