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51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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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谈话给现场的谢伟思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1944年8月在延安与毛泽东的接触，令他最感到惊讶的事情之一是，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联系中共当时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应该说谢伟思的这种感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视野下，毛泽东确实是真诚地把美国看作“盟国”和“友邦”的。可以说，到1944年7、8月间，他对美国的期待和评价，达到了其美国观形成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总之，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中美盟国关系建立，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根据中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进一步调整了中共过去对美斗争的战略思维。其突出特点是：把对美国的认识和观念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转变为指导中共开展抗战的策略方针；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和反共分裂活动，促进中国内部的民主改革；“放手与美军合作”，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的实际援助。因此可以说，打好“美国牌”，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外交战略和美国观的主旋律。
三、借助美国调处，促进民主改革
1944年8月，当毛泽东从谢伟思谈话中证实美国政府确有要求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意愿时，备感振奋。他明确地告诉谢伟思：蒋介石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美国人完全可以把援助当作迫蒋就范的重要手段。此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建立联合政府，促进民主改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策略方针。
其实，促进民主改革，改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提出“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会议的结束报告中，他又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而要争取民主，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此后，在抗战、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反复的合作与斗争。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借助苏英美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争取民主、改组政府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草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在实际上是革命的。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宣言于7月7日发表，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共和国。此后，民主建国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宣传方针。他甚至一度还萌生了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此事的想法。
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和舆论要求下，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为此，毛泽东于1944年3月1日起草中央政治局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此后，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后改为12条。其中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增加中共军队编制、公平分配同盟国援助武器和物资，等等。中共要求民主改革的主张得到美国的赞赏。6月3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等，要求他们会见即将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拉铁摩尔时，把中共的谈判要求悉数告知。并嘱咐：“如小党派出席招待华莱士宴会时，你应该出席参加。此外并求得与华莱士单独会面。同时请探听华、拉可否来延一行。”
6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的欢迎词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就中国的民主问题反复提问，毛泽东耐心作答。指出：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6月14日，在联合国纪念日这天，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的社论，明确指出：“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来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它药，惟有团结与民主。”毛泽东关于团结和民主的言论，与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党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中外记者和英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亲共的美国外交官和军方人士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欣赏的“美国精神”，对神奇的毛泽东和中共军队益发带有好感。
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团结与民主，惟有改组国民政府。因此，从1944年8月开始，他反复强调改组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8月18日，在周恩来给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他加写道：“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23日，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到：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改组政府的口号，是老百姓所同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良，都包括在内。若是继续只提实行民主的口号，而不提改组政府的口号，就集中不起来。”
抗战以来，国共谈判断断续续。但从1944年9月以后，谈判的内容与性质已经与以往不同了，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新的政治目标。
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据此，中共中央要求其驻重庆代表就此与美、英大使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和磋商。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问到：“美国方面意见如何？”并请中共代表考虑“应否先同美方大员一谈”。对美国对此问题的态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之所以敢于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军在这年的豫湘桂大溃退，引起大后方民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深信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及人心向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在中国登陆作战，需要得到中共的协助，从而有可能承认和援助中共。
恰在此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J.Hurley）于9月6日来到中国。赫尔利使华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与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激化。临行前，罗斯福还给他布置了另外两项工作：一是研究中国形势，并就影响美国支持中共的主要因素向总统汇报；二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双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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