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50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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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当时身兼两职，既是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又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美军观察组的地位显得颇为特殊。因此，他的谈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还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意图，使毛泽东觉得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现察组，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特别是谢伟思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取得美援，改组国民政府。这种坦率的态度，使毛泽东颇有好感。
通过短暂的接触，使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和先期到达的英美记者充满期待。8月13日、14日，他连续给邓小平等发出三封电报，指出：“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我们对顽军必须有理有利与自卫立场，故须注意收集顽军反共进攻证据公布于世，使我们在国际舆论站在有理地位。”
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军将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社论指出：“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社论最后预祝美军观察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联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这篇社论，无论是对美国政府及其军队，还是对美国总统及其对华政策的评价，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美国的最新认识和寄托的最高期望。
为了配合美军观察组的考察，毛泽东给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下发了一系列指示，让他们做好准备、收集材料，欢迎观察组、配合观察组，“以便给美国观察组以根据，向华盛顿报告，从而推动美方重视我们活动，更加迅速的考虑对我援助”。显然，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深切地感到，“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现在有必要根据新的认识，制定出一套更为明确和全面的外交策略与方针。正是根据他的意见，中共中央于8月18日首次下发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争取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指示强调：“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因此，当前外交工作的重心是建立和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全面合作的关系。“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的文化合作、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
争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厢情愿。1944年下半年，美军确实有过在华东登陆的计划。当时中共中央获得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渠道：驻渝的八路军办事处、有美军活动的各根据地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几乎都提到了美军急于利用中共军队配合对日作战，这使得中共中央断定，美军将有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希望得到中共军队的配合。8月20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资料，以便供给盟军。次日，他又指出：“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在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随后，他还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强调“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这是“我党既定方针”。
显然，毛泽东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向美国人显示中共在军事方面合作的诚意，而且是想要通过这种最初形式的军事合作，来争取达到使美国政府承认并援助中共的目的，进而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特别是当毛泽东得知美国政府有可能把租借物资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共军队后，他的这种愿望便变得更加迫切。8月22日，他在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要坚持：“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随后，他又多次电告林、董、王：“如与纳尔逊、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而这种援助，决不能以国共两党所拥有军队之数量作标准，而应以抗战成绩与抗战能力作标准。国民党军队虽多，但是仅打了六分之一的敌伪军，共产党军队则打了六分之五的敌伪军。按照这个标准公平地分配同盟国援助中国的金钱、武器与物资，现在正是时候了。”
从这些电报中不难看出，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同美国建立军事合作的前景可以说充满了希望。抱着这样的希望，是有客观根据的。如前所述，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当时正在考虑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作战的问题，这种作战将会付出相当大的牺牲，十分需要和那里的共产党部队进行合作。
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长谈。对美国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制止国民党反共的作用，他明显寄予厚望，开诚布公地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须重视美国。”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前景，他也表示乐观，认为中美不仅在战时为了打败法西斯应当合作，而且在战后也应该携起手来，因为“中国实现工业化”，“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取得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不仅着眼于战时的中美合作，而且把战后“中国实现工业化”、“兴办自由企业”、“取得外资的援助”与美国联系起来，毛泽东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设想极赋想象力。他的美国观，此时展示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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