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53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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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的僵持局面和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使毛泽东开始接受美军观察组成员们这样的分析：可能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情况并不知情，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多么不得人心。为此，毛泽东倾向于认为有必要绕开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RaymondCromley）少校给魏德迈（AlbertC.Wedemyer）发去一封电报，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此事应切实保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知道，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渠道，但是表示愿意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进行会谈，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确实出人意表，反映了他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帮助中国解决内部问题的急迫心情。作出这样的决定，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他对美国的长期认识使然，是他的美国观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事与愿违，克罗姆利的电报内容很快给赫尔利获悉，这位已经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前总统特使认为，正是由于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军观察组中某些人员仍在与中共明来暗往，才使得中共领导人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恼羞成怒的赫尔利于1月14日给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说美国驻华人员中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并竭力反对罗斯福会见中共领导人。很快，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被撤换，谢伟思等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被调离或召回。
赫尔利的上述做法极大地破坏了中共与美国继续合作的基础。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提出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内容。毛泽东所以采取这一强硬态度，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雅尔塔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而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时间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2月3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明白告诉国民党”，“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中共的态度使赫尔利意识到，国民党要想获得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就不能不在政治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他再次提醒蒋介石，控制中共军队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赫尔利的督促下，国民党谈判代表对周恩来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蒋介石再次翻脸，于13日公开指责“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驳斥蒋介石的言论，表示蒋的表态等于拒绝继续谈判，并宣布他不日将返回延安。
2月19日，赫尔利和魏德迈离开重庆回国，寻求罗斯福总统对他们“扶蒋”政策的支持。3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态度使毛泽东相信，目前能逼迫蒋介石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虽然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但毕竟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赫尔利调处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已经从扶蒋用共更加偏向于扶蒋反共。毛泽东的美国观在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的发展后，由此开始发生转折。
综上所述，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不仅使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和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利用美国需要与中共军队合作对日作战的时机，成立一个有中共军队参加的联合统帅部，以统辖中国的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并公平合理地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同时借此时机，通过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中共关于实行民主改革、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1944年9月开始的国共谈判，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参与其中。毛泽东虽然已经充分估计到来自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希望可以通过美国方面的调处来解决问题。然而随着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的搁置，美国实际上放弃了与中共军队的合作意向。美国特使赫尔利在了解蒋介石强硬的反共态度后，选择了坚持扶蒋的政策，结果不仅使国共谈判破裂，而且造成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政治关系开始恶化。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在战后中国将起何种作用等问题。它对于毛泽东美国观在后来的发展走向，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
四、联美策略的逐步转变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一系列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步入更加自觉的斗争阶段。随着会议期间对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真面目的逐步厘清，不仅毛泽东的美国观发生了急速的转变，而且中共的联美策略也开始有所调整。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对美国开始失望，但仍在继续努力争取美国对华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方向发展。3月1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变得暧昧不明。接着他谈到，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因为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和投资出路，因此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把战略眼光投放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且把美国视为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这是他战后美国观所设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当务之急，他最关心的还是正在进行的对日作战和实现民主的问题。4月1日，在与谢伟思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中共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然而此时的赫尔利却已经听不进中共和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他不但在回国前中断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清除驻华使馆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在回国期间，说服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以进一步的援助，将美国对华政策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4月2日，他离开华盛顿返回中国前夕，向美国公众宣布：“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他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赫尔利的讲话无疑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公开宣言，表明美国在国共争端中已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从而公开地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
赫尔利宣言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月5日，《新华日报》转载他的这一讲话，并加写“编者按”指出，赫尔利的讲话“只是使中美两国想尽速争取抗战胜利的事业增加困难”，并且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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