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54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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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顾全大局，争取美国政府改变态度，在赫尔利讲话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没有公开批评过美国政府。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赫尔利讲话也许只代表他本人的意见，或美国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仍然寄希望于有着崇高国际威望的罗斯福总统和与中共有着良好关系的驻华使馆官员，期待通过他们的上下努力，促使美国政府认清中国的局势，纠正赫尔利的错误政策。因此，他的对美态度是一面静观其变，一面保持着警觉。
在起草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时，毛泽东仍然强调应“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随后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等报告中，他也没有公开批评美国政府，而是着重宣传中美苏英几大盟国的团结，以及美国与中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还会有斗争，这不仅是因为还有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散布在世界各地，而且还因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他强烈呼吁：“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4月24日，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毛泽东提醒与会代表：“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他所以有这样的警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原来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竟在英军司令斯科比武力镇压下迅速瓦解。这一情况不能不让毛泽东担心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因此，他提出，如果美国等几个大国、同盟国，要在中国“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们就“也要斗—下”。
1945年5、6月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欧洲，法西斯德国已经被打败；在亚洲，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然而，随着毛泽东颇有好感的罗斯福总统的去世，美国杜鲁门政府扶蒋反共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决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事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美国观和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都不能不有所调整和变化。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做大会结论报告时，对美国的政策已作出新的比较严重的判断。他说：“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战后国民党削弱了，不得不依赖美国，“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这是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毛泽东再次对美国以“帝国主义”相称。他提醒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此后，他又多次以希腊事件为例，告诫全党警惕斯科比式的人物，防止外来干涉的危险；并提出“如果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
6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及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作出了新的概括，这就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称霸东方。他提出，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现在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我们要估计最坏的一着。同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的指示电中，明确指出：“自赫尔利回美报告后，美国政府已决议全力扶蒋，不给我们援助。”6月6日，得知谢伟思等6名主张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以所谓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和审讯的消息，毛泽东更加确信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同中共敌对的态度。
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有着崇高威望的罗斯福总统的去世和谢伟思等人的被捕，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毫无关联的事件，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他的美国观转变过程中的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注定了美国改变对中共政策的不可逆转性的话，那么谢伟思等人的被捕则是这种改变的最直接和最切近的信号。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看似偶然的东西却会成为改变历史的必然因素。
面对挑战，毛泽东决心进行反击。6月11日在七大的闭幕词中，他首先开始在党内公开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在这里，他不仅使用了“美国反动派”这个新的称呼，而且开始重提抗战初期多次谈到的“区别”问题和“矛盾”观点，即主张“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他毫不隐讳地指出，当前世界上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又下决心把反击的范围从党内扩大到党外。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的时评，把这一事件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改变直接联系起来，并称之为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认为“一个帝国主义反革命集团，已经代表中国的真正朋友执掌了美国政权”。这篇评论还写道：“赫尔利之流”如果不悬崖勒马，“中国人民就要给他们以应得的教训”。7月4日，毛泽东同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谈话时，情绪激动地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指出从赫尔利4月2日公开表示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的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如已被捕的6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7月10日、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重要评论，明确指出赫尔利4月2日讲话，“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毛泽东警告：“假如赫尔利的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入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7月19日，他在新华社评论中加写了一段话，呼吁：“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22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指出：“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希腊的黑暗局面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威胁着抗日战争与国际和平。这一危险形势，在中国解放区人民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面前，也在英美苏三大同盟国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纠正赫尔利－蒋介石政策与制止内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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