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毛泽东就美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随着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认识的日趋深化，毛泽东的美国观进一步发生转变，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调整战略部署，对此前积极进行的与美军合作问题开始采取审慎的态度，并逐步限制美军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6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美国对华政策已定为“全力扶蒋”，国民党表面“故作缓和”，但“准备内战益急”，要警惕蒋美特务合作对我军的破坏。我方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和予以地面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之事件发生，我方有全权予以制止。6月10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对两名即将回国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各解放区，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已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不再准许美军在各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和监视其行动。
　　此时，毛泽东美国观发生急速转变的原因，也有来自苏联的因素。如前所述，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联因自顾不暇，不得不逐渐从中国抗战主要支持者的位置上退下来，让位给在远东介入越来越深的美国。1943年以后，随着蒋介石日益倒向美国的怀抱，苏联对国民党的许多错误政策甚表不满，多次予以公开批评。与此相对应，中共在积极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始终注意保持同苏联的联系，特别是注意向苏联通报有关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每一项重要事件。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为此，毛泽东批转了晋察冀分局的一项重要指示。该指示认为：“远东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是配合苏联。”指示还强调：过去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我们的舆论工作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致使许多干部对美国还存在着盲目的观点，不了解美国偏重扶蒋的政策，也在人民群众中增加了对美蒋的幻想。为了克服这种盲目性，今后应着重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及苏联的强大和它取得的胜利。
　　七大开会期间，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苏联，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他预言：“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解决，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可能的”；“美英苏法中五大国团结起来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五大国中又以苏联为首。”由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和苏联对中国问题日益关注的双重原因，中共的外交战略理所当然地做出重大调整，逐步改变原有的联美方针。
　　8月9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消息传来了：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当天下午，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祝贺，并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上，他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指出：苏联参战了，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了。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这太痛快了。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呢。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他提醒人们必须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综上所述，中共七大前后，是毛泽东美国观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判断是：蒋介石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而美国对华政策由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也已经从“扶蒋用共”公开转向“扶蒋反共”。因此，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他终于放弃了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努力实施的联美外交策略。正是带着这样的美国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毛泽东开始着手准备与美蒋和谈。
　　毛泽东“反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着眼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认识美国，逐步摆脱了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和斗争策略的束缚，把美国看作是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友邦”，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在时刻注意与“远东慕尼黑阴谋”作斗争的同时，仍然强调必须“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共同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二阶段是立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视角来认识美国。由于中美双方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撑点，因此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美策略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特别是在抗日、民主和团结的旗帜下大打“美国牌”，利用美国对华政策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鼓励中共军队放手与美军合作，借助美国调处促进中国民主改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到了抗战胜利的最后阶段，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用共”公开转向“扶蒋反共”，中共也不得不最终放弃了此前的“联美”策略和外交方针。
　　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和巩固，随着他在新形势下对美国认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他的美国观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讨论、文件传达和指示贯彻，转化为全党的共识，进而形成中共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已经不完全是他个人的美国观，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整体看法。其次，与青年时期不同，美国对于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一个来自于“书本中的形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盟友”和对手，因此，他在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认识，采取的各种对策，已经不仅仅是书斋里的观念和看法，而是实际斗争中的政策和方针，表现出了策略化的显著特征。这就使我们的研究不可能是纯粹书斋中的观念史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毛泽东应对美国的决策中去总结、归纳其美国观的发展演变线索；不可能仅仅是罗列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认识、看法和判断，而必须结合他的对美策略，研究他的对美方针。再次，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摇摆，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充满了曲折和变化。正是这种发展变化，凸显了毛泽东美国观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即灵活性与务实性的统一。它表明，经过实际斗争的磨砺，毛泽东更加注重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和看待美国，他的对美策略和外交方针也远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灵活机动，能够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内民主联合政府的需要。这种灵活性和务实性，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全党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这一思想路线在外交工作与国际斗争方面的贯彻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