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58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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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秦皇岛－山海关地区是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日军投降后，这一地区为中共军队所控制。10月1日，当美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在秦皇岛登陆时，当地八路军主动派部队前往联络接洽，因遭美军袭击，被迫自卫还击，但随即主动撤出战斗。有鉴于此，6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华中、晋察冀中央局，对美军即将在烟台等地登陆应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并决定将冲突时间、地点、人数及具体经过情形，迅速报告和公布，希望引起世界舆论风波，以压制美军的无礼干涉。”
10月中旬，美军不顾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山铁路，并向中共军队的阵地推进。鉴于秦山地区局势的日益严峻，中共中央指示华北部队领导人聂荣臻等：“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我应坚决表示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我军控制地区。”“如美军武装进攻我应给予抵抗，以暴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面目，只有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条件下反攻之。”
由于此时仍有6万余美军人员滞留华北，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头。10月31日，美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北戴河。11月8日，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宣布，他已决定安排53000名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并声称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进攻”。面对美军日趋昭彰的干涉行动，毛泽东不得不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公开反击。11月上旬，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指出：“美国政策，深堪注意”；“美国反动派魏德迈等指挥下的对中国的武装干涉，今后将变得直接与露骨”，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个宣传攻势”，“要求美国像苏联一样，立即撤退在华军队，……把收缴日军武器的工作留给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事实证明，对于美蒋的进攻“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此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骤趋严峻。他认为：“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随后，中共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尖锐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撤出中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对美国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与苏联态度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从9月中旬开始，苏联开始在中国东北采取有限度支持中共的政策。当时苏联与美国在伦敦会议（9月11日至10月2日）因管制日本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使双方关系出现裂痕，苏联遂决定在远东采取强硬的姿态，以对抗美国。表现在中国问题上，就是明确支持中共军队努力争夺东北。此外，苏联也担心国民党军队过快进入东北，出现有利于美蒋控制东北的局面，对苏方不利。正是出于以上考虑，10月初，苏军劝告中共抽调30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及沈阳一带，守住东北大门。
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了解到苏军态度的微妙变化后，他于23日致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然而此时的美苏双方其实都没有打算彻底决裂。苏联仍然企图维持和巩固自雅尔塔协定以来确立的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因此必然要继续谋求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力争国民党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因此，从11月中旬开始，苏联又进一步着手改善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并限制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
美苏之间特别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再次妥协，使得中共根本无法实施此前刚刚提出的“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了解到苏方态度再次发生改变的当天，便根据形势变化，指示东北局服从苏方决定，将“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力求控制次要城市。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
缺少了苏联的有力支持，中共不得不继续采取利用美苏矛盾和美蒋矛盾的策略，对美国也不得不继续采取和缓的态度，以便排除或减少其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美斗争的新策略，这就是“中立美国”。
“中立美国”的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11月28日《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该指示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国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
中共采取“中立美国”的政策，使毛泽东此时美国观的集中体现，是主动适应美苏妥协大格局的一种策略调整。其时，在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美国有意介入国共内争；而苏联则强调不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这就使得美国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相对提高。因此，中共采取这一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美国“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美采取不挑衅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防止它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卷入中国的内战。
但是，“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中共中央指出，采取这一政策，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对此，胡乔木后来评价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并不意味着我党放弃同美国的斗争，相反，这种策略的本身恰恰是一种反干涉措施。
无庸讳言，战后初期，在美苏谋求妥协的大前提下，毛泽东和中共决定采取“中立美国”的策略，是根据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对华政策的本质认识所决定的。这一策略的实施，对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减少中共在国内斗争中的困难，均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从11月中旬到12月底，中国国内局势一度又从对抗转向缓和。
总的来说，战后几个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仍不出中共七大时的预想。即从长远看，内战不可避免；但是，内战爆发的早晚、规模的大小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美苏尚不愿中国爆发内战，人民渴望和平，国共双方仍需要一个准备时期，所以经过努力，内战有可能被推迟，并将产生一个“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为此，他亲赴重庆谈判，并反复阐明和宣传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赢得了民心，也打破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如意算盘。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认真分析了国共斗争及其背后的美苏矛盾，进一步深化了他对美国的具体认识，逐步形成了“中立美国”的斗争策略。首先，他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扶蒋反共”为出发点的，因此，一再要求中共及其军队在应对美国的过程中，既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坚决的抵抗。其次，他也充分估计到美蒋在如何维护国民党统治这个问题上还未达成完全一致，因此着重把斗争的锋芒对着蒋介石政权，而不是对着美国；尽量不给美方以口实，避免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争，减少其挑衅的借口。对于在华美军，总体上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防止扩大事态，以争取其暂时的，哪怕是形式上的“中立”，为中共与美国的继续合作留有余地。毫无疑问，上述一系列立足于“中国革命视野下”的斗争策略，在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化了毛泽东的美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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