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57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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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飞抵重庆，并在重庆机场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应该指出，毛泽东此时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绝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提出的与蒋介石“搭伙”和走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思想，也绝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无奈之举。如前所述，早在抗战时期，中共就一直高举“民主、团结、进步”的旗帜，并积极借助美国的力量，谋求建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因此，战后初期，在美苏调和下，争取与国民党的妥协与合作，也仍然是中共的既定目标。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继续阐明和广泛宣传中共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9月13日，他发表到达重庆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指出：“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18日，他在国民参政会茶会上致词指出：“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2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他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12个问题的报道。毛泽东指出，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将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目标，“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0月8日，他在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指出：“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要求，也符合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很显然，在这里他把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目标，与全国人民的要求，以及美苏等国的要求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实现国共谈判的目标，毛泽东在重庆除了和蒋介石及其代表频繁会谈外，还和赫尔利等美国方面人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据《毛泽东年谱》记载，8月30日，他专程拜访赫尔利；9月4日，到美国大使馆与赫尔利共进午餐；8日，举行茶会招待美国援华会、公谊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等外国援华救济团体；13日，再次赴赫尔利招待午宴；16日，接见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的3名美国士兵，向他们询问美国民众的情况，并与他们共进晚餐；19日，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22日，赫尔利返美述职，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话别。所有这样一些活动，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美国人的重视程度。
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于10月17日就重庆谈判问题作了报告，其中特别谈到对在重庆的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10月25日，他在向抗大七分校作报告时又谈到，我在重庆看到很多人民，非常热心，愿意帮助我们，赞成我们解放区。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比如美国人，他们的政府是不好的，反共的，可是美国的飞机师、战斗员一群群来找我，一定要送东西给我。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析，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是有朋友的，我们不是孤立的。
把美国政府和人民分开，在抨击美国政府现行政策的同时，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是毛泽东当年创办《湘江评论》的时候就已经确立的基本思想，是他的美国观的一个重要特色。重庆谈判期间，通过与一些美国人的直接接触，特别是与一些美国下层士兵和民间团体的接触，使他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
根据毛泽东既定的与美国继续合作、争取国内和平的战略方针，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对美政策是将它与蒋介石政府区别对待，努力争取双方合作，尽量避免与在华美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为此，中共中央还于9月1日向各中央局和各解放区发出《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强调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然采取合作政策，如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特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特，勿牵及美人。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中共方面严格按照这一指示处理对美关系。
然而，恰恰就在国共谈判期间，美军却频繁在中国沿海登陆并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为了帮助国军强占战略要地，美国空军组织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仅8月至9月间，就运送了国民党军队14万人到华北。9月下旬，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公开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从10月开始，美国第七舰队也开始大规模地将国民党军队从华南运到华北和东北。美军抢占华北战略要地的行动，一方面是为了给国民党军队集结赶赴东北创造条件，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中共军队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在实际上造成与东北苏军对峙的局面，形成对苏军的压力。美军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直接向中共军队进行武装挑衅。
华北形势的恶化必然使毛泽东越来越关注美军的动向，并猜测美国方面是否有加入中国内战的企图。当时，由于还不完全了解美军的真实目的，毛泽东的反应是非常审慎的。在确立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新局面的方针下，他一方面指示新华社、《解放日报》要减少对美国的批评，把宣传重点放在呼吁“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另一方面，则命令部队在对美行动上必须忍耐、谨慎从事，将美蒋区别对待，避免落下挑起内战的口实而陷入被动。
9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华北各部队，对美国外交工作极宜谨慎，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29日，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山东、晋察冀、华中各局：美军日内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如与我军及行政人员接触，我应取欢迎友好态度，避免与美军冲突，但照常执行任务。美军如有反我行动，向我开枪开炮或拘捕我之人员，占我地区时，则系干涉中国内政，速将具体情形(时间、地点、人数、番号等)电告，并加公布，以便采取对策。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下发关于宣传问题的通知，要求对美国各界人士采取区别政策，对“坚决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的赫尔利、魏德迈，要予以抨击；对同情中共的舆论界人士，则应态度和缓；对美国情报人员、军事人员均应采友善态度，不要敌视他们。
中共中央对美方之所以采取如此克制与忍让的态度，与毛泽东此时的美国观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他认为重庆谈判尚在进行中，有“可能取得进展”，同美军的关系紧张不利于在重庆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发现“美军助蒋是美国政府目前政策，即在美国亦有很多人反对”，“美军观察组人员亦多不以美政府目前政策为然”，美国对华政策将来或许可能还有转变。因此，对目前美军登陆不反对及美军情报人员应取友好态度，以免“给中国及美国反动派以借口，造成反我空气”。
然而，进入10月份以后，随着美军对国民党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越来越明朗化，毛泽东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本质认识更加深刻，中共对美的策略和方针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美军在秦皇岛等地登陆的态度和对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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