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全纪录167
宋美龄全纪录167
比如宋美龄领导教会人员和学校学生、童子军等在大街上和火车站、戏院等公众场所宣传“新生活守则”，然而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和士兵，在搭乘火车或到戏院看戏时，却从不排队，横冲直撞。有的军警甚至还要火车改变开车时间，等待有特权的人。
冯玉祥★就曾经指出过：“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从本质上来说，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力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从中国的传统旧道德中找出一些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麻痹人民反抗精神的儒家经学理论，加上蒋介石的法西斯军事思想，再加上宋美龄从美国搬来的一些生活方式，加以糅合，看似中西结合，其实还是基本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思想改造”。
到了1936年底，“新生活运动”虽然没有预想的成功，遭到人们越来越多地批评，但却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收获。
首先是“新生活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改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在宋美龄不遗余力的宣传下，以前西方人眼里只知争夺权力、四处进行军阀战争的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现在成了关心民众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政治领袖。在外人看来，似乎这场由江西掀起的“新生活运动”，表明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社会福利政策；似乎中国人民经过“新生活运动”就能一步跨入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套上民主和自治的光环。西方有些善良的人们，以此呼吁当局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算是宋美龄摸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改变蒋介石形象的一项有效措施，从此加深了西方大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且在随后的抗争时期为蒋介石赢得了实质的好处，这是“新生活运动”获得的第一个意外的收获。
“新生活运动”还使得宋美龄在全国出尽风头，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活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从此有了自己树碑立传的资本。南京城里的文武官员，对这位自1927年底与蒋介石结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还不是过多露面的“第一夫人”有了新的认识，看到夫人的能量远不止“夫人”名分之内，从而为宋美龄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打下了最早的基础。宋美龄在此之前还主要是陪着蒋介石进行一些活动，而“新生活运动”让她有了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她在全国各地到处演讲，和教会和教育界的人士沟通，召集各省高级官员的夫人，进行组织活动。许多人也开始走“夫人路线”，为宋美龄效力。
“新生活运动”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出面肯定的有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有西方人士，一时间宋美龄声誉鹊起，名响四方，江西省也被南京政府列为“模范省”。
作为宋美龄本人，当然看到了“新生活运动”的局限性，有花无果，劳而无功，至多是在表面上作了一些工作，而且也没有持久的效果。这样的结果，连她自己和蒋介石都不满意，还受到官场人士和宣传界的赞扬，宋美龄自然明白这不是赞扬“新生活运动”取得了什么成绩，而是在吹捧“第一夫人”、向“第一夫人”致敬效忠的一种官场文章。
在“新生活运动”之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费大力气搞过类似的大运动。其原因是她明白像这样的运动只能造一时的声势，不能有持久的效力，一味地做这些表面文章，将会给人留下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印象。所以她后来虽然还是热衷于做社会和宣传的工作，但不再要求搞这种大而无当的全民“精神复兴”的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