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结识导师，茅塞顿开
　　提及梁启超，时人总是把他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康有为排列在前，并非他的光芒遮住了梁启超的丰采，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师生排序。“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显然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如若比较，自然是康有为光灼于先，梁启超闪烁其后。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的一大关键性转折。那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9月)八月的事情。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只有17岁，但他少年得志，11岁成为秀才，16岁考中举人。天资过人、聪明绝顶的他，看起来似乎是一位比昔日神童康有为还要神童的人物。他对当时学界推崇的训诂词章学又颇有研习，自以为装了满肚子学问，有意无意间，免不了流露出几分沾沾自喜的味道。就年龄而言，康有为比梁启超大15岁，但其“职称”却要低他一个档次，只是一个相当于秀才资格的监生。就这监生的名份，也不是康有为自己考来，是受其祖父因公殉职的荫庇而获得，故被人称为荫监生。按照1000多年的科举习惯，梁启超应是康有为的“上级”。可想而知，身为举人、自命不凡的梁启超前去拜访一名“准秀才”，多多少少肯定会有那么一种枉驾屈尊、不以为然的派头。然而，两人初一见面，稍加交谈，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顿感“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只觉昔日所习，全是一些无用的旧学，一块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当天晚上，竟然通宵未眠。过去不知花费多少精力与心血才“颇有所知”的训诂、词章之学，根本不是什么学问，转瞬间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堆废而无用的垃圾，凭借与支撑轰然倒塌，自得与自喜也荡然无存，一时间，他心头迷惘不已，茫茫然无所皈依，又如何能够安然入睡?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谒见康有为，虚心请教“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于是，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像陈千秋(南海人，受业于康有为，精考据典章之学)那样自动退出学海堂，“遂执业为弟子”，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的人生，不外乎是循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旧学的迷宫中兜圈子，经由科举之途捞个一官半职，成为封建官僚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康有为如一道眩目的闪电出现在他的眼前，使他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放弃。
　　此后，他一直是康有为思想上的服膺者与政治上的追随者。自“公车上书”起，梁启超的天才与勤奋、踏实与能干、宣传与主张不仅赢得了康有为的赏识与器重，也开始在维新派中崭露头角。特别是《时务报》上连载他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更使他声名鹊起，“名重一时，士大夫爱英言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作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集，《变法通议》不仅达到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之功效，而且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此后光绪皇帝颁布的100多道变法条令，也时时闪现着《变法通议》的“影子”。
　　流亡日本，办报言政
　　尽管成名作《变法通议》给梁启超带来了极大影响，声誉直逼其师，渐被人们称为“康梁一体”。但他宣传与论述，阐释与发挥的，大多还是康有为的政见与思想，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几乎完全隐映在康有为的光芒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年仅25岁的梁启超仓皇出逃日本，侥幸得脱。不久，康有为也经香港辗转而至。经过一番戏剧般的逃亡历程，师生俩在异国他乡重逢，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师生俩惨遭劫难，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更加坚定了推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目标。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他们便将目光与行动放在海外，与世界各地华人华侨联系，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华人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支持。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逃亡反让梁启超眼界大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的3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已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蕞尔岛国迅速跻身到西方列强行列。梁启超置身其间，目睹并感受着日本的先进与发达，深受刺激，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的意志与信心。日文译著、西学宝典，成为继康有为之后又一新的思想“酵母”，引导他开始一番新的探索与转型。于是，过去无数受阻的路径、未通的道理突然间变得豁然开朗起来，由此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巨变：由过去的古文经学转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塑造新的国民，建设新的国家。
　　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梁启超就在华人华侨的支持下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此外，梁启超还连续创作了《爱国论》、《自由书》、《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并在《清议报》上发表，他不仅开创了短评、时评等新闻写作体裁，而且其创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有名词也一直沿用至今。《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很快达4000多份，遍及世界各地。1901年12月22日，就在《清议报》出满100期的第二天，报馆不幸毁于一场大火。一个半月后，梁启超又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几乎同时，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此后他还创办过《政论》、《国风报》等报刊。
　　从早期的《时务报》到后来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不仅是创办人，而且还是报刊的主笔。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时局的发展，梁启超所办报刊越来越好，文章更具影响力。对此，著名诗人、文学家黄遵宪热情洋溢地赞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令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寤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又说梁启超“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唯公是赖”。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民丛报》从创刊到1907年8月停刊，历时5年半之久，是梁启超一生创办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本，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而由他亲笔撰写，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更使得20世纪初几乎所有青年学子为之倾倒折服，“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作为“天纵之文豪”，当时中国舆论界的“骄子”与“执牛耳者”，梁启超“一言”胜过10万支毛瑟枪的威力。此说虽不无夸张，但也道出了梁启超的确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他的文章，常含有饱满的情感、流畅的行文、新颖的观点、丰富的知识、雄奇的辩论、严谨的逻辑、深刻的述评，令读者痴迷不已：“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唯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邹韬奋、王芸生等人，无一不受过梁启超文章的洗礼与思想的启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开启了中国近代左右捭阖，纵横驰骋
　　与梁启超的所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逃至日本，思想不仅没有发生转化，反而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保守，总在保皇救主、复辟勤王、尊孔保教之类的老套中兜圈子、打转转。而年轻的梁启超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学术风格、精神面貌较之戊戌变法时期，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可谓焕然一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与风格，其影响也由“康梁并称”逐渐超越其上。
　　面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及一系列言行举止，一贯自尊自负的康有为表现出强烈不满，他勒令梁启超即刻远离革命派，由日本前往美洲办理保皇会事务，并且不许拖延。
　　鉴于多种因素，梁启超不得不打点行囊，忍气吞声地遵命而行。
　　就这样，梁启超又回到了康有为的麾下。加之游历美洲，梁启超经过一番耳闻目睹、实地考察、对照比较与思考探索，由共和政体的诸多弊病，得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的结论；在对中美两国国民作了一番对比之后，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民智未开，“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如此一来，梁启超的思想便开始转向了，由靠近、认同乃至联合革命党人转向反对革命与共和，由倾向共和政体退而拥护君主立宪，再退而倾向开明专制。1906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写道：“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终于结束海外流亡生涯，乘船抵达天津，回到阔别15年之久的祖国。归国后的梁启超很快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心。
　　随着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乘机扩大势力，扩张权力。梁启超环顾国内，觉得无人能与袁世凯相匹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决定抛却前嫌，与“中国第一强人”袁世凯合作，拥护袁氏的开明专制统治。梁启超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促使他由开明专制走上立宪政体的轨道。他一再强调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于是，进步党与袁系力量联手组建政权，成立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因司法部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以及熊希龄本人都是社会名流，所以熊希龄内阁又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以其声望、经验与才干，成为这一内阁的骨干乃至灵魂。
　　然而，梁启超的希望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击成碎片。1914年，袁世凯以军警为工具，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终身连任。此后，袁世凯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将总统终身制引向帝制复辟的不归路。
　　1915年初，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益频繁，梁启超成为其拉拢的重点对象。梁启超“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在离津南下之前，为了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也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私人情谊，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其赶紧回头，不要称帝。他在信中写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言辞之真诚恳切，真可谓“临书恻怆，墨与泪俱”。而袁世凯的回报，则是派出凶手，“各抉爆弹”，欲暗杀除掉之而后快。
　　为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又与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冯国璋一同北上力劝。当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公开化之后，梁启超不得不发挥自己的特长，舞动一枝生花妙笔，亮出“利剑”，写下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杨度等筹安会成员及美国人古德诺鼓吹帝制的观点，向全国人民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对帝制的坚决态度。《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率先发表，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之语，很快就被京津各报相继转载，举国震动，成为护国讨袁战争的一首亮丽序曲。
　　梁启超由“联袁拥袁”，到“离袁劝袁”，最后不得不“反袁讨袁”，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治时期也由此而拉开帷幕。
　　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起到了统领各方的核心作用。如果说创建民国为革命党首功，那么再造共和之首功，则非梁启超莫属。一介书生，竟担负起左右捭阖、纵横驰骋的重任，且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不朽使命，其功勋永难磨灭。
　　政见不和，师生交恶
　　也正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终于与老师康有为撕破脸皮，双方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公开决裂断交。
　　梁启超反袁，康有为也反袁，但师生俩反袁的立足点不一。梁启超反袁是为了恢复共和；而康有为之所以反袁，则是因为袁世凯悖逆了大清正统，康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帝制，只不过帝制下的对象不同而已。
　　1916年3月，在梁启超应陆荣廷之邀偷偷潜入广西之前，出于礼节，他请同窗好友汤睿代其向康有为辞行。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反袁行为表示赞许，但他却“正色大声疾呼”，提出复辟清室的要求，并声言如果梁启超不从，便将成为其敌人与对手。袁世凯于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则于4月4日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梁启超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笔来打破沉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批复辟论》，以含讥带讽的笔调，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予以严厉抨击：“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此外，他又起草反复辟通电：“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