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2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2
1917年6月14日，张勋率500名辫子军进入北京，密谋清室复辟。康有为在其电召下化装成一名老农，兴冲冲地登上火车来到北京参与策划，帮着草拟一道道所谓的谕旨。
本想脱离政治、专心读书做学问的梁启超禁不住拍案而起，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他一面撰文发表反复辟通电，一面进入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赞画戎机、出谋划策。
没想到辫子军如此不堪一击，仅仅4天时间，就在段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一场上演了12天的复辟闹剧就匆匆收场，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康有为也只好再次装扮成一名老农潜入美国使馆。
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电》中一点儿也不留情面，将康有为批驳得体无完肤：“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毫无所知。”“武夫”指张勋，“书生”自然是康有为了。有人说他半点不给老师面子，不留丝毫余地，梁启超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哪里受得了“大言不惭之书生”这样的指斥?加之他因附逆遭通缉之日，正是梁启超被任命为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之时。因此，对复辟失败，康有为不仅不反省，反将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在梁启超身上。他捶胸顿足，伤心落。
但梁启超对康有为仍执弟子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师弟自师弟，政治归政治，是不同的两码事。经刘海粟等人一番积极斡旋，师徒俩紧张的交恶关系多少有所缓解。日后梁启超专程赴上海看望，向老师连叩几个响头以示赔理谢罪，而缺少气量、固执己见的康有为却难以释怀，将他晾在一边不愿理睬。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念念不忘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隆重庆贺70寿诞，梁启超因事不能前往，便写了寿屏、寿联托人送去。他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亲手书于8幅寿屏之上，对康有为颂扬备至，称“戊戌以后之新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寿联也对康有为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筯豆于国变，致欣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联中暗将康师比作孔子，深合常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之心。于是，对这个常跟自己过不去而被他称作“梁贼启超”的忤逆弟子，康有为脸上终于露出了几分满意的微笑。
半个多月之后，康有为竟在青岛突然病逝。身在北京的梁启超闻讯，痛哭不已。因康家生计困难，他赶紧电汇数百元，以作丧葬之资。梁启超又与其他康氏授业弟子在北京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设灵位举行公祭，声?目俱下地宣读祭文，此外，他还率清华园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3天，披麻戴孝地站在孝子位上执礼甚恭。梁启超平生最喜麻将，康有为病逝后一个月，他连麻将摸都没有摸过一次。
梁启超忘不了自己的学术、政治之基，实始于老师康有为，他要报笞他的恩情。然而，正如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奋斗一生，英年早逝
梁启超素以善于吸收、因时而变著称，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最为人所诟病。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并说自己“太无成见”。颇有意味的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却又“太有成见”，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固步自封、顽冥不化。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的不断变化，既有前进，也有退步，呈出一条略带回环的曲线。总的来说，是以上升的趋势顺应潮流，趁势而变、因时而行。最令人称道与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与个人好恶的变色龙似的小人之变；而是基于民族的进步、大众的福祉，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诚与良心，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内在召唤，承担一个知识分子本真意义上所应具有的道义、责任与担当，追求真理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梁启超只有公仇，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没有私敌，他既不盲从，也不谄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无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权渔色，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坦荡无畏。
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著作等身的国学宗师，梁启超的学问欲远甚于政治欲。哪怕涉足政坛，他也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和发表学术论文。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学问、写文章，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为后人留下了1400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宗教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图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学科。特别是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及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方面，他的成就最为突出。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年仅56岁的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走完了他强国救民的人生历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悲伤和叹息。
借西方文明之火，以传统文化为薪，锻铸新型国民，这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梁启超人生之始终。他的毕生成就，既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迎接新时代，引导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他历来主张欲革新国家，必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盘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惠及当时一代人，而且长期持续着，施及今天乃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