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佛93章45
话佛93章45
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把净土宗的印光法师比作山样的浑朴、凝重，律宗的弘一法师比作水样的秀美、飘逸。
佛门宗派，律宗自唐代终南山高僧道宣开创以来，到了近代，渐有衰颓之势。后来亏得弘一法师出家弘道，复又重整旗鼓，可谓功德无量。
佛门持戒茹素，生活清苦，一般舆论都认为，一个人何苦放下好端端的生活不过，偏要去那庙里青灯黄卷，作此修持苦行？可弘一法师却不管这些，我行我素，自有主张。后来，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自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弘一法师毕竟非同小可。结果，夏丏尊终于理解了他，他的许多其他朋友也理解了他。话说回来，即使人家不理解他，为他惋惜，为他感叹，甚至对他发种种猜测的议论，我想，他还是他，还是弘一法师，决不因为别人的舆论而自寻烦恼，另辟径路。
一个人活在社会上，要经受得住舆论的压力，实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年还未走红，正处于“天津桥头无人识”的齐白石，由于在绘画上力主创新，大胆突破前人陈规，所以一时处境孤立，围攻他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把他的画说得一钱不值，百般诋毁。可齐白石却并没为此而感到懊丧，感到烦恼，依然“独立大队”，我还是我。因为他深深懂得，如果艺术没有创新，便就失去生命。
毕竟，知音还是有的。20世纪20年代末，年仅三十多岁、风度翩翩的徐悲鸿从南京来到北京，担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当他发现此时年已七十多岁的齐白石大胆师法造化，不落前人窠臼的画风时，不禁大为赞叹。结果，徐悲鸿一反众口，把个木匠出身、没有文凭的齐白石聘为北京艺术学院教授。
不久，齐白石在一张送给悲鸿先生的山水画上感慨万分地题下了这样一首诗：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夸，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
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汗满淋。
终于，齐白石的“我法”，在悲鸿先生“一口反万众”的支持赏识下，冲破万口痛骂局面而发扬光大了。
然而，也不是人人都经得住舆论压力，乃至诽谤的。20年代到30年代，以拍《挂名夫妻》、《故都春梦》、《闲花野草》等影片而走红影坛的阮玲玉，就在“人言可畏”的强大压力下，走上了不该走的自尽之路。1934年，阮玲玉在影片《新女性》中担任主角女教师。由于影片在1935年春节上映后，社会上黄色报刊为了讨好当局，哗众取宠，一时竞相造谣，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地对影片编导和主要演员进行了无耻的人身攻击。报上利用阮玲玉的婚姻问题大做文章，兴风作浪，一时间紧锣密鼓，闹得风风雨雨。就这样，这年3月8日早上，年仅25岁的阮玲玉，终于因为顶不住社会上加给她的种种侮辱、污蔑和不实之词，服药含冤过早地结束了她的宝贵生命。
阮玲玉的死，固然和旧社会的黑暗密不可分。她的死，是对旧社会最强烈的无声抗议。可是，如果当时她能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力排烦恼，跳出“人言可畏”紧箍咒的围逼，难道就绝对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毕竟，阮玲玉太年轻了，缺少世故锤炼所换来的智慧；加之，一个弱女子要在当时的社会上自主浮沉，又谈何容易。
不过无论如何，佛是不主张被周围舆论左右而坠进烦恼深渊的，更不要说是自寻短见了。当你一旦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时，你不妨试着居高临下，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冷观局内。如果一旦这样了，说明你已启动自身潜在着的冷静的理性智慧，你将变得逐步清醒起来，逐步成熟起来。
生命是自己的，处处为别人说好说歹而活得惴惴不安，不是太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