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76
李白与杜甫76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而杜甫的身体本来是在半身不遂的状况中，他还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肉中毒而死，是杜甫的不幸，但并不是什么侮辱，也不是什么丑化。为了美化杜甫之死，而把那位“义士烈女”的后人武断地判定为坏人，倒是有点不公平的。
为了美化杜甫之死，人们还煞费苦心地从杜甫诗作中造内证。一般编年体的《杜甫诗集》，大率在耒阳一诗之后还有所收辑，多至五、六首，表明杜甫不是死于耒阳，亦即不是死于牛酒。为了把事实弄清楚，有必要加以检讨。今举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以为例。
仇氏集本在耒阳诗之后还收有六首诗：（一）《回棹》，（二）《过洞庭湖》，（三）《登舟将适汉阳》，（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慕府亲友》，（五）《长沙送李十一衔》，（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据这六首诗看来，编者的意向是很明了的，即杜甫最后决心北归，离开耒阳而下洞庭，结果在未到岳阳之前死于途中。以“三十六韵”的长诗殿尾，意在证明诗人的超凡入圣，在临死之前都还能做出那样的长诗。但仔细研究起来，都成问题。
（一）《回棹》：这一首的编次早有争论。黄鹤以为“旧编大历五年作，然诗中不言臧之乱（案在大历五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杀了观察使崔），当是四年至衡州，畏热，将回棹，欲归襄阳，不果，而竟留于潭（长沙）也”。这说法是对的。诗中明言“火云滋垢腻”，又回忆襄阳岘山的凉爽，显然是在盛夏或早秋时所作。如果作于大历五年，何以像臧之变的那样大事，诗中毫不涉及？但仇兆鳌反对黄鹤的说法，依旧编于大历五年。仇云：“杜诗凡纪行之作，其次第皆历然分明，不当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其实杜甫诗集中正有“欲行未果之事”的编载。例如在四川梓州作的《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那时连饯行酒都吃了，因严武第三次入蜀，再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没有走成，率性又回到成都。仇兆鳌是研注杜甫的专家，这首诗被编入他的《详注》第十二卷，请问：何以又“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