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77
李白与杜甫77
（二）《过洞庭湖》：这首诗最成问题，根本不是杜甫的诗。潘子真《诗话》：“元丰中有人得此诗，刻于洞庭湖中，不载名氏。以示（黄）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蜀本究何所依据，是大成问题的。原诗是五律，不长，不妨把它抄在下边：
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砂。护堤盘古木，迎棹舞神鸦。
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
由“破浪南风正”而言，的确是在向北走。时令是在夏天，故下句又言“畏日”，即夏日可畏。如果真是杜甫的诗，则应该是北上过洞庭湖之作，故可编于大历五年。但诗所表现的是壮年得意者的情趣，特别是末联：“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或作“云山千万叠，低处上星槎”，两种句子都表示出作者的心情舒畅，前程万里，得意十分，和贫病交迫的杜甫晚年情趣大有天渊的距离。然而仇兆鳌认为“此诗之精练，非公断不能作”。彻底武断，毫无道理。而且与下列数诗的时令互相抵触，在编列次第上不知道他如何能心安理得？
（三）《登舟将适汉阳》：此诗，黄鹤也认为“作于大历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仇兆鳌斥为“无据”，而他所据的却只是“王彦辅、郑昂、鲁皆谓作于大历五年之秋”。这样采取多数决是可笑的。据我看来，黄鹤的说法倒不是“无据”，而是有据。诗中同样不言臧之乱，而却言“中原戎马盛”，是指回纥、吐蕃之扰攘。又有句云“秋帆催客归”，与《回棹》当是同时之作，略有先后而已。
（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这首诗，黄鹤的见解却和王彦辅相同，以为作于大历五年秋。诗意的衰飒确是老杜所作，与无名氏的《过洞庭湖》恰成对比。这倒可借以证明《过洞庭湖》决不是杜甫之作，既经在夏天过了洞庭湖而北上了，何以在“暮秋”还在长沙告别幕府亲友？这不是有点滑稽吗？但这诗作于大历五年秋之说却是毫无根据。诗当作于臧之乱发生以前，故能从容向幕府亲友告别，结果仍是“欲行而未果”。杜甫入湖南后，一直是以船为家，他要南走北走尽可以随心所欲。故本诗也同样作于大历四年的暮秋。
（五）《长沙送李十一衔》：这首诗的问题稍微复杂。诗里面有纪年的数字：“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他和李衔在西康州避地之后，又在洞庭附近相逢已经“十二秋”了。西康州就是同谷县，杜甫以乾元二年（759）冬寓同谷，历“十二秋”则为大历五年（770）。在仇兆鳌看来，这就成了“五年秋自衡归潭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