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81
李白与杜甫81
《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萧(涤非)先生尽管对《李白与杜甫》一书不满,但也吸收了该书中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重复那个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坏便一切皆坏”的简单思维逻辑。勿庸讳言,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问世以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杜甫的研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盘肯定和过高颂扬。坦率地说,这种倾向在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旧版中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这同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郭老《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对这种倾向,显然是一种冲击,至少或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或是在思想方法论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训。
--杨廷治《〈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从“国学”研究的视角来审查《李白与杜甫》一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是显示其大师手笔的。
其一,发挥着他独具的文史“两栖”的特长,透过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其二,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显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恢复“李杜并称”的平衡局面。但当展开具体考察之际,一进入诗的意境,诗人郭沫若渐渐淹没着学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倾向于李白,感情的“好恶”时不时地战胜着学者的理智,书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扬李抑杜”的明显倾向。完全可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学者郭沫若与诗人郭沫若“相混合”的产物。
--谢保成《品味唐诗,评李说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