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80
李白与杜甫80
（二）学者印象
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
--茅盾致周振甫信（1972年），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白与杜甫》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
--恽逸群《关于〈李白与杜甫〉致郭沫若书》（1972年），
《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由于《李白与杜甫》是针对现实中“全面颂扬”杜甫的倾向而写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而又强烈的倾向性。……郭沫若所反对的李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既有历史根据，又有现实的目标。一句话，有强烈的针对性，是在做“翻案文章”。李白，郭沫若“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仔细研究全书后是可以同意的。如果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工作者对李杜的比较研究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郭沫若的论着都要高一筹。
也许有人会问，依你的看法，《李白与杜甫》就没有问题了吗？不！《李白与杜甫》的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李白与杜甫》还是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其敢于打破因袭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解决了或接近解决了一些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提出了一大堆供人们思考，也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闻一多先生说得好：
有些拘谨的学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见解为然，而且说他大胆与轻率。好！这些学者先生们一次都没有错，因为一句离开前人见解的话也不曾说过，这种过分的“谨慎”，如果是怕说错了影响自己已成的学者之名，那却未免私心太重，这样谨慎了一辈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后还是没有添加什么，而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王锦厚《〈李白与杜甫〉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