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79
李白与杜甫79
附录《李白与杜甫》是一本怎样的书
(一)作者自述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
当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国家,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光明日报》1962年6月9日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诗人。……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信,
《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