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为何退功臣而进文吏(2)
光武帝为何退功臣而进文吏(2)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尽管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那么,“新臣”与“旧臣”是如何界定的呢?“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一句,使人易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帮新人的态度。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尤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四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狙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次我上书说当先攻击充县,粮食运输虽困难,可兵马好用,几万军人都争先应战,如今驻扎在壶山头,竟不能前进,即将疫死,实在令人痛惜。前次到临乡,盗贼无故前来,如果夜里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消灭,而马援却贻误战机,因此失利。”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为梁松所陷,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使新臣如马援辈在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于“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出一致的立场,他们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后汉书》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严设防范外戚干政。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酿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纵观东汉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于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