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为何退功臣而进文吏(3)
光武帝为何退功臣而进文吏(3)
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不过,此处“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备儒学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等,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但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出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源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而事实上光武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会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做出透辟的阐释。
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在其称帝之初就已显露端倪:当时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大司徒一职,光武虽属意伏湛,却由于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须由功臣邓禹挂名。不过《伏湛本传》又说:“车驾每出征伐,(湛)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可见,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实际权力极大。至建武三年(27年)闰二月,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
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55年),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除韩歆“以征伐有功”外,其余六人都是文吏。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据有的大司空一职,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于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见于记载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光荣地退出政治舞台。杜笃谓“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又可以说是功臣们共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