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节
我们是半年前搬到这间房子里来的。在此之前，我和妻子一直住在我们餐馆附近的另一条胡同里。那也是个大杂院，我们租的那间房子很简陋，而且是个倒座子房，光线很暗，即使白天也得用电灯照明。但就是这么一间房子，我们一住就是两年。作为外地人，我们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安定的，我们只是从一种相对的角度，希望生活能够安定一点，不愿意折腾。无奈的是，有一天，房东来告诉我们，说那条胡同要拆迁，让我们有个准备，最好提前找房。当时有两个居委会老太太常到我们餐馆来发鼠药，检查婚育证，或者组织集体杀蟑螂什么的，跟我妻子混得很熟。听说我们想在餐馆附近租一间住房，便热心地表示替我们去打听打听。结果没过两天，就打听到在我们餐馆前边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家的房子空着，并从院里的邻居那里抄来了房主的电话号码。
房主就是方长贵。
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就觉得这是个既认真而又啰嗦的人。我问他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他先说没有，接着又问我听谁说他有房子要出租。我告诉他是居委会的两个老太太。他警觉地说，“居委会的?那院里也没有什么居委会的老太太呀。”
我想跟他解释一下，又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也没必要，便直奔主题地说，“方师傅，咱长话短说，我只想是问一下，你的房子出租还是不出租?”他说，“不租了。”
我心想，不租我还跟你磨叽个啥?我叭地放了电话。刚转过身去，电话响了。我以为是订盒饭的呢，却还是那个浑厚的京腔儿。
“丫怎么断线了呢……您贵姓?”
我告诉他。
他问，“北京的‘京’?”
我说，“不是，是荆州的‘荆’。”
他说，“明白了，刘备大意失荆州啊……这姓儿好!”
接着，他又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龄，做什么工作的，租房子是一个人住还是夫妻两个人住等等，问得比人口普查还详细!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作了回答。从对方不断插话的口气上，我听出他对我的“自然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告诉我，他再考虑一下，然后给我个信儿。
等了两天，一直没信儿。我妻子有些着急，她说，“出租个破房子都这么磨叽，好像往外嫁女似的……你再打个电话问问，他不租拉倒，总不能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家里一直没人接听。到了中午，才终于打通了。这次对方倒是挺痛快，不再问这问那了，他让我定个时间地点，见了面再说。
下午，方长贵准时来到我们餐馆。
小平头，大个子，身材魁梧，长得随便，甚至有点粗糙。不过，倒是蛮和善的一个人，至少要比在电话里给我的感觉好得多。我们聊了一会儿家常，他又考察了一下我们的基本情况，才切入正题。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那间房子原来出租过几次，都闹得挺不愉快，本来不想出租了，麻烦!但看我们是踏踏实实做生意的人，还成，靠谱儿，他可以把房子租给我们。问到租金，他说，“这个不忙，先看了房子再说。”
房子还行。比我们原来住的那间要大一点，有十五六平米的样子。关键是房正，朝阳，窗子也大，一进屋便给人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和以前租的那间房作对比，我和妻子一眼就看中了。一问租金，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每月600元，两个月一付。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还可以，没超出事先的预测，也就没还价。回到餐馆，我按照上次的租房合同，扒了一份协议，用复写纸誊好。双方签了字。我又预付了两个月的房租。方长贵点了点头说，“没错，成，这就齐活了!”
我告诉厨师做几个菜。既然成了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总得喝点酒，聊聊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第一次喝酒，我就看出方长贵是个喜欢喝酒的人，人往桌前一坐，便满脸快活。他原先在一个高低压开关厂工作，前几年厂子破产时买断了工龄，现在是赋闲在家。平时养养鸽子，钓钓鱼，也是闲不着。有时候，还和一些鸽友参加一些赛鸽活动。他说，“对啦，去年夏天我还去过你们赤峰。”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一个干净的城市，挺凉快!草原上的达理湖也好，没污染，我们在那里吃过一次鱼宴，嘿，那叫一个鲜!”
酒席间，方长贵不断地夸奖我餐馆的菜做得棒，好吃。作为一种回报，他给我讲了许多艰苦创业的道理，说既然到北京来发展，就得多吃苦，踏踏实实地奋斗，往好了整，往大了干。他还试图引用拿破仑那句名言，但没有成功。最后说成了“不想当大老板的人，做小生意也绝对是马马虎虎，不灵!”
接着，他还举了个例子。说几年前他住的那条胡同来了一对温州夫妻，本来是拿着5000块钱想到北京来做生意的，可在火车上被人割了包，分文没剩。到了北京没地方落脚，就在他们那条胡同的一个墙角住了好几天。后来两口子给一家商店打工，卖皮鞋。方长贵停了停，说，“现在怎么着?人家是自己开鞋店，哪是小啊，两层楼!”说到这里，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似乎是想检验一下这个例子在我的脸上有没有产生一种“震惊”的效果。
我只好用“震惊”的表情看他，“是吗?”
坦率地说，即使我对他的话题兴趣不大，也必须保持一种“兴味盎然”的样子，至少也是对这位老兄苦口婆心的一种尊重。只有他的话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才赶紧端起酒杯说，“方大哥，咱们再整一口?”
“什么叫整一口呀，干了它!”
说完，半两酒，一饮而尽。
当时，一瓶二锅头已经下去了，方长贵还依然沉浸在一种酒犹未尽、兴犹未尽、言犹未尽的状态之中……说实话，我真是有点陪不起了。但陪不起我也得陪着——毕竟，我是餐馆的主人，他是我的房东，我总不能说“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别喝啦，我餐馆的伙计们该休息了”。初次见面，有这么说话的吗?
我妻子看出我有些支撑不住的样子，她几次凑过来，给方长贵敬上一杯酒，并就此搭讪几句，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回家坐几路车，末班车是几点……言外之意我都听出来了，而方长贵却浑然不觉，他说，“爱他妈几点几点，我不坐丫的啦，我打车回去!”结果，一直熬到夜里12点，方长贵终于觉得“差不多了”，他看着我说，“兄弟，时候不早了，今儿就这么着吧。”
谢天谢地。送走了方长贵，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我妻子则唠唠叨叨地说，“酒腻子!你还叫他有时间就过来喝点呢，烦死……”话未说完，她突然盯着窗子一怔，说，“可毁了，他怎么又回来啦?”
我回头一看，方长贵果然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餐馆。我赶紧迎过去，问他是不是忘掉了什么东西。方长贵呵呵一笑，嗔怪地说，“我忘了，您怎么也不跟我要哇!”他举起手来——这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指上捏着一把光秃秃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