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债逃债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温州在人情方面是有许多优良传统的,比如借钱,比如借东西,温州人有句话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有十八户人家,关系像亲人一样融和,财物也不分彼此。放学回家,门进不去,先在隔壁玩一会儿;爸妈一时回不来的,会嘱咐一句,饭就在某某家吃吧;家里缺点什么,就问隔壁邻居,你家什么东西借我一下;经济一时周转不过的,也会从隔壁临时调剂,只用一句话,等过年发了补贴一并还上。这借的背后不仅有社会道德,还有做事的规矩,不仅有温暖的人情,还有相互的信任,以及自我的形象等千丝万缕的东西交织着。

　　现在,社会是进步了,但上述这些软性的东西却退化了,人们自私地保留了借钱借物的传统,而有意将人情和信用削减了,丢弃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温州的生意也生出了这种“赊账”的顽疾,赊账,欠账,再赊,再欠,还了前面的老账,又赊起后面的新账,最终,欠的人还不清了,而讨的人也讨不动了。秩序被人为地恶化了,而有人则喜欢这种恶化,不是说人们不愿意奉公守法,而是更多的人喜欢混水摸鱼。所以,从一开始开店,我们就卷入了这种赊账讨债的旋涡。我曾经和老婆说,别看这么多人热衷于赊账逃债,但大家对这个还是深恶痛绝的。现在从我们店做起,我们坚决抵制赊账之风,宁愿单刀落,也不要零碎剁,也就是说,宁愿打个折一次性结清,也不要这样吊死鬼一样吊着。但是做不到啊,我们一做就觉得障碍重重。有人过来买东西,你说要现金,他掉头就走,还说,现在哪还有卖现金的?你把东西送到厂家,你要他结算,他说,那你拿回去吧,难道还要不到东西不成?账被他欠了不说,还被他奚落了一顿。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撼不动温州生意的陋习,我们只坚持了一小会儿,自己不得不败下阵来。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我们洁身自好有什么用,“逼良为娟”啊。

　　前面说过,我老婆很在乎钱,一是我们穷怕了,二是她本来就是个会计出身,所谓斤斤计较就是老婆这些人的特点。虽然她接受了赊账的现实,但心里头还是相当抵触的,一旦被欠,焦虑,担心,吃不好,睡不着,还加上埋怨。这些都让我心疼,也让我纠结,谁让我是她的老公呢,谁让我支持她做这个生意呢。老公有什么用,老公就是在老婆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就是在老婆烦恼的时候来替她分忧。于是,无尽的麻烦——讨债,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其实,我哪里会讨债呢,讨债一点也不是我的特长。

　　讨债不分大债小债,性质都一样,都得舰下脸来,都得堆上耻笑,而相对于大债来说,讨小债更没劲,更窝囊。比较窝囊的讨债有那么几次——

　　第一次是一个熟人,我们曾经在环城路练过夜摊,那是多年以前,我老婆练的是“晨昏鞋”,她练的是“假奶大”。那时候,布乳罩已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海绵乳罩刚开始羞涩地流行,那时候,好像温州的女人一下子都丰满了,一个个“挺美挺好”。我老婆也时常从她那里弄一些乳罩送人,我们没有特殊的交往,但因为是隔壁摊,互有照应,关系还算融洽。就是这个人,她的家就住在来福门附近,大概是受了鞋市热闹的诱惑,现在也赶起了时髦,不卖乳罩改做皮鞋了。她也从我们店里拿鞋料,虽然都是些小东西,但积少成多,慢慢地也积到了千八百块钱。我老婆曾说,她卖乳罩不是挺好的吗?她没钱做什么鞋啊?这是无奈的抱怨。这样的抱怨每天都像鞭炮一样在我耳边响着,又像鞭子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抽打着我。我曾经好几次到这个熟人家里去,因为熟,每次去了我都觉得很难堪,她给你泡茶,给你让坐,你自己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只好拖着。有几次在路上碰到她,我也刻意地堵过她,她也不回避,说自己没有钱,说要等鞋子运出去,钱才能够回过来。她说得不对吗,说得很对,有不想还的意思吗,一点也没有,你就拿她没办法,只好等着。她到我店里拿东西时则说得更好,说鞋子运出去了,说对方也卖光了,钱已经走在路上了,就是还没到。我们还要为她的消息高兴,在为她高兴的同时,又不得不把东西再赊给她。不给吧,显得没人情味,有釜底抽薪的味道;给吧,是在赊上又赊,债上加债。我老婆也说,这就叫“旧疤未愈又添新伤痕”。后来有一天,我得知她有钱之后立刻叫上老婆一起去纠缠。一般来说,男人讨债比较干脆,有就有,没有也不会死缠烂打。女人就不一样,女人讨债会声泪俱下,会诅咒自己,说自己身体不好啦,说等着钱看病啦,软硬兼施就是想把钱磨回来。我说我们一唱一和,一红一白,这个钱就到手了。我们约好,满怀希望去她家拿钱。但是,但是,等我们到了她家,噢不,实际上还没到她家,只是到了她家巷口,我们就被消防队拦住了,巷口都是人,地上都是水,近处有消防员在走来走去,远处有房子还冒着余烟,定睛一看,我们那熟人也站在那里,看看房子,抹抹眼泪,用脚踢踢抢出来的东西,捂着脸又抽泣一阵。我和老婆都明白了,她家里一定是遭受火灾了。做鞋用的都是易燃物品,胶、皮料、香蕉水,这些东西,稍不留神,溅上点火星,红火就不可避免了。我们站在那里,我们不知说什么好,我们要再跟那熟人提钱的事,我们就太不厚道了,我们马上会背上许多不义之名,什么落井下石,什么认钱不认人,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我们就乖乖地回来了。

　　我们开店,亲戚们也为我们高兴,经常会介绍一些朋友过来,他们的本意是好的,是想照顾我们生意,但实际上我们很为难,很难堪。如果是陌生人,我们该怎样就怎样,不用讲面子赔口水,但朋友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要赊、他要便宜、他还有别的要求,我们都不好回绝,不好坚持,我们还得装出客气和高兴,来感谢他们的支持和惠顾。

　　一位亲戚的朋友,原来是个老师,他本来教书好好的,但也被“全民皆商”的热潮影响了,也下海做鞋去了。他在我们店里拿了不少东西,但他毕竟是老师出身,还能善解人意,他会在一定的间隔里结一次账,似乎在说,他也是有面子的,并不完全赊账。这其实更让我们揪心,因为他结掉的往往是五十,再赊的可能就是一百,我们的赊账不仅丝毫没有削减,反而在不断地递增。我们只好强忍着煎熬,加倍地关注他的生产动静。

　　对于老师做鞋,我们心里是忐忑不安的,老师怎么会做鞋呢?他能做好鞋吗?他做的鞋会有市场吗?他如果有一项做不好,我们的赊账也就泡汤了。做鞋是一项复杂又繁琐的工艺,不光有技术和设备的要求,还要了解市场的趋势,要知道社会的审美,要有鞋的美学概念,要懂得鞋的最佳搭配,才能准确把握好鞋的定位,这之间稍有失调和疙瘩,这双鞋就看着不顺眼了,它的市场效应就呆滞了,它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我常常像猫候老鼠一样去老师家附近蹲点,看看他家里有没有异常的动静,看看他家人有没有不祥的表情,来猜揣和判断他的鞋厂状况。有时候,我也会直接找上门去,想碰碰这位老师,毕竟是他欠我们的,而不是我们欠他的,我没有必要躲躲闪闪。但我很少碰到这位老师,碰到的都是他的妻子。刚开始,我没有发现什么“不祥”,我只是发现他们家有点凌乱,还有他妻子尴尬的表情,我想,没有秩序的家庭都是凌乱的,而尴尬,是因为夫妻吵架引起的吗?这些凌乱和尴尬与做鞋有关吗?是因为做鞋导致了他的失败?还是因为失败导致了他们的吵架?想到这些,我心里也不免担忧起来。我把“所见所闻”跟老婆说了,老婆也不免有些紧张,我们先是去通报了一下亲戚,意思是我们“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要是翻脸了,别怪我们没有打招呼。后来,在再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忍不住了。我们去了老师家,我们仍旧没碰到那位老师,碰到的还是他的妻子。老师的妻子倒是很坦然,见了我们一点也不吃惊,更无惧怕,大有“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的派头。我们说明了来意,她表示非常理解,并逮住我们大叹苦衷,大倒苦水。她的话大致有这么几层意思。她说,我已经有半个月没看见他了,他大概是不要这个家了,想和他那个鞋厂共存亡了。她说,我一开始就不同意他办厂,在学校教书稳当当的,像被鬼跟住了一样,一定要做鞋。她说,做鞋都是些什么人啊?是他这种人能做的吗?做鞋一看就觉得复杂,而老师都是些什么脑啊?说好听的是“照书读”,说难听的就是缺一根螺丝。

　　她还说,自从他办了厂之后我们就天天吵架,他的鞋做不出来我们吵,做坏了我们也吵,他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我们吵,他欠了债我们更加吵。最后她说,反正我们也要离婚了,反正这个家已被他糟蹋得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他欠你们多少债,家里就这些东西,你看中了什么你就搬吧,搬完了我也要回娘家了。我老婆拿眼看看我,好像有埋怨的意思,好像在说,你这是怎么“踩点”的?他们家都到了这地步了,你怎么才知道啊?我下意识地看了看他们家,冰箱已被人搬走了,也不是什么好冰箱,因为地上还有漏水的痕迹;五斗柜上面也已经空了,那是原来摆电视的地方,有一个方方的灰尘印也没有顾上擦;沙发是自己在家里打的,又大又笨,根本搬不出门……但是,我也从老婆眼里看到了“恻隐”,好像在说,这债还能讨吗?讨下去有意思吗?我老婆对她说,你家老师是我亲戚介绍的,麻烦你告诉一下我家亲戚,这个债我们不要了。老婆还说,婚就不要离了,做鞋本来就难,做好做坏的都有,做鞋把婚姻也做掉了,我们听起来也不好受。

　　回来的路上,我老婆一言不发,我知道,她尽管不要这个债了,但心里面还是不能释怀的,这毕竟是辛苦做下的生意,现在连本带利都打水漂了。当然,我也是一言不发,我是说不了响话,毕竟讨债的任务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打埋伏反把自己给掩埋了”,失职又渎职。这是件窝囊的事,倒霉的事。这件事我也很无奈,无奈是无法控制的,什么事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就像我们温州一句很著名的话:等你扒猪屎,猪也拉稀了。

　　窝囊的讨债还在延续。一对南阳兄弟,租在我们店不远的农民房里做鞋,感觉鞋也做得不错,来拿东西的时候都是挑最好的,很快就赊起了一笔账。说实话,我们对南阳人是没有好感的,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发生过许多诈骗案,骗钱、骗人、骗机器、骗房子,都是南阳人干的,特别是他们发明的“连环骗”,在外面声名很臭。我开始不懂得什么叫连环骗,后来知道了,也觉得他们确实是下了功夫的,煞费苦心的。为了骗取一样东两,他们可以组团参与,不是简单的一骗了之,而是一个个环节设计好,一步步引你入骗,骗得你心服口服,骗了还坚信自己没有被骗。所以,当南阳兄弟欠起了一定数量之后,我就和老婆决定,他们要是再来拿东西,一定要带钱来,起码也是“这趟结了上趟”的,否则,一根鞋带也别想拿走。我们这样坚持着,南阳人也没有办法。说到底,我们已经不想发展他的生意了,他要是嫌我们抠门,那让他去找豪爽的店家去吧。

　　南阳人的,一,我也是去过多次,我看到的情况是:鞋做得有板有眼,气氛紧张热闹。我回来跟老婆说,看来南阳人还是精做的。意思是说,虽然量少,但质量还是讲究的。按理说,我们对精做的人还是钦佩的,因为温州有太多的“假冒伪劣”了,他能够精做,至少说明他还有品牌意识,还是求上进的。我老婆说,还是要小心为妙,小心无大错。我就有事没事的经常去看看,也不是每一次都深入到他厂里,那样太过于小气,我一般都是在附近观察,像侦查兵一样,看看他有没有生产,有没有鞋发出来,有没有车来车往,有没有人影走动,这些都有,说明他的秩序是正常的。只要他生产正常,总有缓过气来的时候,还债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无非是迟早的事。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厂总是人声鼎沸的,他的食堂总有炊烟在袅起,他的楼上总有哒哒的车帮声传出来,也有笃笃的夹帮声此起彼伏。特别是他们的门口,总会摆着几个箱子,是装鞋的那种箱子,这预示着他们又有新鞋要装箱了,在等待着运往远方,一种生机勃勃发展有序的态势展现在那里,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心里当然是欣慰的。我们希望看到客户赚钱,赚得越多越好,我们不希望看到客户倒闭,我们是靠了他们才能发财致富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惊出了~身冷汗——那些摆在外面的箱子基本上一成不变,每次都是四只,没有三只,也没有五只,好像就是这四只搬进搬出,像演戏一样,这就很说明问题,说明这些箱子是摆设,是道具,是摆给人看的,就是一个幌子,而背后玩的是阴谋。我预感到了不妙,但一时还想不出会发生什么后果。

　　终于有一天,我再去南阳人厂里时,门口围起了许多人,大家七嘴八舌的哇啦哇啦,我走近一看,厂里已空无一人,也空无一物。再仔细一听,说是南阳人跑了,他的,一也跑了。那些人都在诉说自己的遭遇,有说被骗了多少皮的,有说被骗了多少革的,有说被骗了鞋底和胶水的,有说被骗了鞋机的,都是些大宗的东西,值钱盼东西,都被南阳人“空手套白狼”一样套走了。我摸摸自己心口,还好,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被骗的东西还都是“小儿利-”,仅是些包头子跟而已,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来,南阳人玩了一个“障眼法”,他弄了几个人在厂里“做鞋”,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同伙,他们一开始就在演戏,看似在厂里做鞋,实际上就是几十双鞋在做做样子,在流水线上转来转去,让人们看见他生产得很正常,然后把赊来的东西不断地运往另一个“黑点”,或直接就把它转手倒卖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骗,从来也没有准备做鞋,做鞋就是他们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现在,他们赚了一把,玩得差不多了,或觉得玩不下去了,就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了。

　　大家看着一片狼藉的厂房,心里也感叹南阳人的手段,想象力真是丰富啊,骗得也煞费苦心啊。感叹完了,大家又回过头来埋怨那个房东,说你租房给他,怎么不问问他的人品啊?说你怎么眼瞎啦?这样的演戏也看不出来啊?房东也在叹苦,说我又不是他的跟屁虫,天天跟在他后面啊,我只是租房给他,只是抽空过来看看,我又不是他的保正。说做鞋其实我也看不懂,你们看懂的不也是没有看出来吗?又说,他用了我的水用了我的电,他还欠我的房租呢。噢,这南阳人,连房租也没交,捉鸡连米也舍不得出,抠门到家了。最后,大家也就是自嘲一下,也没有什么好怪的,要怪就怪自己有眼无珠。

　　这事怎么回去和老婆说呢,真的没法说,说自己被南阳人骗了,这么窝囊这么倒霉的事,怎么说得出口?老婆会说,你心呢?你眼呢?你怎么尽干些糊涂事?或者她嘴里不说,但心里肯定是怨怼的。这件事我得琢磨一下,不然,不仅逃走了钱,还有损了自己形象,还可能危及家庭地位。

　　很快,我想好了,我准备牺牲一下自己的私房钱,来换取南阳人的欠“债”,虽然有些心疼,但和自己的形象地位相比,这点心疼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我就装作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老婆见了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今天有所斩获,凯旋而归了。我告诉老婆今天撞了个正着,南阳人想溜也溜不掉,他就是有一千个不情愿,也没用。讨债有个“规矩”,不管大钱小钱,不管重要不重要,谁早谁优先,我今天是捷足先登了。我把准备好的钱都递给了老婆,我说,这就是埋伏了几天的收获,对付南阳人就是一刻也不能放松,一点也不用客气。老婆也说,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伤害。老婆拿到钱,马上就笑逐颜开了。看着老婆高兴的样子,我心里马上就舒坦了,那点小小的心疼也早早地溜走了。我们做生意为什么?不就是这样“连本带利”地收入囊中吗?夫妻关系靠什么维护?就是靠这些一点一滴无私的奉献。只是,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老婆知道,不能“沉滓泛起”,要烂也要烂在肚子里。

　　讨债的事层出不穷,这些都还是可以说的,还有哑巴吃黄连不能说的,打落了门牙咽到肚子里的,我都没有说。说了折杀了自己的士气,说了又揭了一下伤痛,说了还让同行们笑话。但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里面有计谋,有步骤,有刁钻,有凶险,只不过是“敌人”笑到了最后,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说说也是前车之鉴吧。

　　那是我们开店的第五个年头,按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的积累了,我们见过的人也多了,我们经历的事也不少了。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处理完了事回家,老婆已经睡下,这种情况很少,她是会计出身,习惯把一天的账目在晚上结结掉,她早早地睡了,说明她有事情,而且还不是小事。我来到她的床边,想问问她怎么回事,却听到了她丝丝的流泪的声音。

　　怎么啦,怎么啦,我拍拍她的肩,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她焦急地说,我碰到一个黑社会军师了,他想赖我们的钱。这倒是第一次听到,但我还是狐疑,我说,别乱说,做鞋哪有黑社会军师的,不会是你自己凭空想象吧。她说,我也是上当了才去打听的,人家也都这么说嘛。这段时间,老婆又开辟了一些业务,有大的,有小的,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碰到的老板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些很小气,有些很豪爽,有些很粗鲁,有些很斯文。在温州,鞋业界也是一个大社会,也许藏龙卧虎,也许无赖扎堆,因此,老婆说碰到一个黑社会军师,我觉得那无非是个江湖小山头,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先打探打探吧。人总是要去会会的,回避也不是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才是做老公的应该担当的。

　　不管怎么说,老婆还是要适当地批评的。我一再叮嘱她,生意要注意游戏规则,温州的游戏规则不好,更应该小心。稳当的钱赚点,不稳的钱就别赚,有能力就赚点,没有能力、自己摆不平的就别赚。这些她已经慢慢地做好了,但还是有些马虎,特别是对人的判断,她就不如我们机关出身的人那样准确,这不,麻烦来了还是要我去擦屁股。我当然也是暗暗下定决心,就想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不仅要降了这个所谓的军师,还要把被他赖去的钱弄到手。做点事给老婆看看,也好在家庭地位方面巩固一下自己。

　　这事非同小可,要好好地策划,不能胡来,一则我们没有能力胡来,我毕竟是在机关谋事,不是江湖人士,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二则胡来也容易酿成苦果,我们是开店,是在谋生,是想赚点钱,而且想细水长流,不是“端午节卖菖蒲”,只做短命的生意。老婆说,一般人欠债有三怕:一是怕黏,有事没事黏他,影响他工作,消耗他元气,他就怕;二是怕闹,闹起来影响他生产,闹起来有入围观,难看又倒霉,他也怕;三是怕老人孕妇,蹲点一样赖在他厂里,颤颤悠悠,大腹便便,他发火不行,推搡不得,说白了他还怕你会摔倒。但这个人什么都不怕,前面那两项,他根本不理你,后面那一项,他反过来招待你,弄得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听谁说的?老婆说,有人都试过了。我想,这倒是有点军师素质。

　　我先去军师家附近调查,我不去他们厂里,老婆这么一说,去他厂里已经没有用了。很多老板家庭住址都是保密的,这难不倒我,我通过邮电局的朋友帮忙,用电话号码反查他的住址。调查的结果很能说明

　　问题:一是他家刚刚大兴土木,装潢搞得非常讲究,这证明他不是完全没钱,有钱不还说明是个无赖,不像是江湖名士所为;二是据附近点心店说,此人在店里用早点也赊账,现在已积欠一千多元,小钱也想赖,至少不是个大家。大凡江湖上的好汉很爱惜自己的名声,藏而不露,甚至有斯文过人道德文章的。按照军师的做法,充其量只是个乌合之众的军师。乌合之众,我堂堂文联的干部还怕他不成?我决定去会会这个军师。

　　老婆说,你最好先去他厂里,免得说我们不礼貌。我说,不,我要去就去他家里。我是这样想的,去他家有两个好处:一是要告诉他,我知道他家地址,我是有备而来的,忍无可忍之下,我吵得他鸡犬不宁;二也是给他一个印象,有胆量上他家的,肯定也不是个好惹的家伙。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就是要斗智斗勇。

　　晚上我来到军师家楼下。我先是打他家电话,没人接。军师家在一个康居小区,楼下安了防盗门,我上不去。我又换打军师的手机,他接了。我不卑不亢地说自己是谁的老公,今天休息,想去他家看看。我这样说让他摸不着头脑,他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就在你家楼下。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我说,有心还怕找不到地方吗?他说,那怎么办呢,我正在外面有事,一下子回不了。我露出无所谓的口气说,那行,我改日再来吧。

　　虽然是白跑了一趟,但我觉得还是有点收获的。我这么一跑,肯定给军师施加压力了,有时候比真刀真枪还有威力,他不得不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怎么会找到他家的?我一起去了几个人?有没有带动武的家伙?准备要怎么样收拾他?想想我煞费苦心去他家的任务吧,干什么,讨债!而且是出其不意!出其不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想让他有所准备,意味着我决心把这件事做成。

　　过了一天,我又去了军师家,我告诉他,我不是走着玩的,我很有心,也很执著,我是在宜将剩勇追穷寇。去军师家我还特地拎了瓶赖茅,是贵州的朋友送的。给军师送礼也是个压力,我要让他感受到他欠我更多,我先礼后兵,即使最终的结果我们失礼了,但我在礼节上是占着上风的。老婆说,这次被他赖了四万块。这个老婆,做了几年生意,眼界还真大,胆子还真大,四万块就让人糊里糊涂地欠了!四万块是个什么概念?是我在机关里要干上三年!所以我得花点代价,目的就是怎么稳妥地把钱弄回来。拎酒的事我没有跟老婆说,跟她说她也不明白,四万块她会让人欠着,一瓶赖茅她偏偏会舍不得,这就是女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赖茅讨不回欠款。女人不懂这些道理。

　　再看军师,白净而沧桑的一张脸,比我大那么十来岁光景,这让我心里定了许多。听朋友说,江湖是年轻人的江湖,年龄越大,离江湖越远;年龄越大,家庭的牵累越多;年龄越大,争斗的欲望越弱。像军师这样的年龄,在江湖上已经没有戏了。因此,我们虽然还不曾较量,但我在心里已经不怕他了。我那天还特地穿了身牛仔服,这是我的烟幕弹,牛仔服给人的印象是散漫,散漫就是无序,无序就可以乱来。这对我讨债很有帮助。

　　我坐在军师面前侃侃而谈,我开始装得很客气,说跑到家里来我很冒昧,很不好意思,但这件事不直接对话解决不了问题。我说,我老婆做点小生意不容易,这个钱我无论如何是要讨回来的。我相信像我这样的讨债人不多,这样铁了心的就更少。我说,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人在社会上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你办厂困难,我处世也难啊,强人所难,非叫你今天搞齐了给我,也不够意思。但你得替我想想,我们是做什么的?不是民政局,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是做生意的,所以,你得给我安排,得有个时间,你得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要你在意了,付诸行动了,三月半年还不清,我不会说你拖,你要是真没有,暂时拿个一万两万,我也不会嫌少……我摇头晃脑地说着,满嘴江湖腔调,我不知哪来的这股腔调,说来也就来了。

　　军师一直盯着我看,他在观察我。他的态度出奇的好,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他又是递烟,又是泡茶;他毕竟是军师,他是镇静的。他叹苦说,不瞒你说,生意太难做了,一个样子接着一个样子,光去年就打了四个样子,别说成本,一年打这么多样子就说明打不着。内销没有市场,样子都落了空,外销的车皮至今还在俄罗斯压着,再加上俄罗斯的警察和我们过不去,我这一年等于都在做好事……他说得很诚恳。但我知道我不能松口,一松,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遥遥无影了。我就紧紧咬住他不放。我说,你市场也好,压箱也好,那是你的事,和我没有关系。你亏,你向我诉苦,你赚,我向你多要了吗?没有。我只关心我的钱,你要是不欠我,我会来吗?不会。我知道你有难处,知道你需要时间,所以我没有逼迫你,我给你时间。说老实话,我是不相信你没有钱的。没有钱,你根本运作不了,你现在还在运作,说明你仍旧有钱,大钱可能没有,小钱肯定还有。但你一定说自己没有,我非要说你有,也没有意思。所以,我给你一个台阶,让你好好地走下去。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台阶,你要让我站着下不来,我会不舒服的。我觉得自己的这些话很有分量,如果军师是个听话听音的人,他会感受到我的态度。有谁在他面前这样说过话的?没有,可能就是我。

　　为了缓和这种气氛,军师起身去了一趟厕所。剑拔弩张是容易出事情的,而实际过程中,谁愿意真正出事情呢?再强大的人也不会这么想。从这点看,军师还是有点江湖气的,更像是一位打太极的高手。我斜眼看他的背后,他走路的样子有点别样,像个骑兵,两脚有点撇,身体有点坐,要说这样子是打过南拳的,也未尝不可。由此,人们猜测他是军师,也不无道理。那么,军师到底是哪里的黑社会?功夫有多深?规模有多大?占着哪方地盘?我心里一点也没有数,蒙下去再说吧。

　　从厕所出来的军师,态度突然地明朗起来。他说,请你相信我,我得分几步安排,你得让我缓过气,就算我借你的,你就再宽我一些日子。我觉得,这个短暂的小便机会他一定在琢磨我的深浅,在掂量我的分量,看来这会儿有效果了。接下来的谈话,我们就有点松懈了,有点嘻嘻哈哈了,他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再不相信他,再不宽限他,那就太不男人了。我们慢慢地抛开了讨债的话题,好像进入了一个朋友的境界,我也不知不觉地放纵了自己,说话也带了点杜撰和夸大的成分。我们说起温州那个打打杀杀的年代,说起会点穴的阿腊,说起华盖山摆拳坛的春海,说起南拳王项金生,他一个马步都可以扎裂了石板,都是江湖的故事……有一下,军师有点狐疑地问我,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也不隐瞒,我说,在市府机关工作。他说,你怎么会在市府工作呢?我说,混吧,哪里好混哪里混。你也不是天生做鞋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在市府呢?我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这种油腔滑调正是机关干部特有的风格。别看机关里无所事事,一张报纸一杯茶,也许都是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耐的。再看军师,他好像也在若有所思,也在琢磨。思就思吧,琢磨就琢磨吧。

　　从军师家出来,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什么时候也变成一个江湖了呀,跑到别人家里连蒙带唬。也好,这件事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估计结果会不错的。

　　接着,夏天无情地到来,接着,淡季接踵而至。淡季是残酷的,有人要关门歇产,有人要塌价大甩卖,有人逃债去了,有人在琢磨下一个样子,有人已经转业在寻找别的出路了。我们的鞋料店还在开,我们不能因为市场情况的一时好坏,就犹豫,就观望是不是?生意就是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改进。但我的心是揪着的,就为了军师这事。那次对军师的恐吓至今还没有反应,忙月都无声无息,闲月就更没有动静了。老婆也不止一次地催问过我,提及过那笔欠款,那确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她说,军师是不是不吃你这一套啊,是不是你那天露什么馅啦?我知道她这是激将法,她在刺激我前赴后继穷追猛打。但我现在有点激不起来,我何尝不想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呢?她要我继续骚扰军师,死马当活马医。事实上,我后来也去过几次军师那个厂,我慢慢觉得,我从开始的耀武扬威已经沦落为乞讨了,他见到我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马上摆下酒菜热情接待。他说对不起,要我再等等。说今年棉鞋不好,看看夏天的凉鞋怎么样。我还能说什么,还能怎么样,该扮的脸扮了,该唱的戏也都唱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总不能叫人家跪着自残吧?

　　突然有一天,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军师的那个鞋厂资不抵债,法院已接受了他的破产请求,择日进行财产分割宣判。看到这消息,我感到天都黑了,就像末日来临。这样的打击对我太残酷了,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经把军师捏牢一只棕一样,了解他就像了解自己的脚趾头一样。其实,我对他的判断,思路上就有问题,我对军师这类人,心里根本就没有底。我看见的是他规模不小的厂房,是全自动的制鞋设备,是连接得很好的流水线,是流水线上跑来跑去的皮鞋。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个私企老板,他应该是个企业家。他一时没有钱,是他战线拉得太长,投入得太多的缘故,他只要转起来,只要缓过劲,他欠别人干什么,应该是别人欠他的才是。心里没底是最可怕的。谁又会想到,他眼前的资产只是一个诱饵,他要钓的,是更多更大愿者上钩的鱼,然后,再来这么个大模大样的合法破产!

　　我拼命跑到市场,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我看见市场上到处有人拿着报纸看,一堆堆地在议论军师,他们说,他早就列入我们的黑名单了,他在我们这里根本拿不到东西。也有人在哭哭啼啼,一个卖毛的,被他骗了三车毛,说是做棉鞋,一车留在厂里做,两车直接运到外地卖了。还有个卖车的,还算老到,要他先押金,押金就押金,又要看看他的厂,看厂就看厂,看看形势也不错,就说好月底把货款结清,结果,两百台高头车啊,就是在厂里卸一下,在地上放一放,换了另一辆车一装,马上拉出去卖了。他哪里是在做皮鞋呀,他是“四两拨千斤”。我自责啊,这些,本来都应该是我考虑的,我应该有所预见,我不是文联的干部吗?我不是嗅觉灵敏信息灵通吗?而且,前面已经有一个南阳兄弟的例子了,我一点也没有吸取教训。这些都不能怪老婆,她整天陷在店里,无法了解外面的情况,她又忙于新的业务,千脚蜈蚣也只走得一条路,她的失误也都是在所难免的。

　　我倒霉啊,我还沾沾自喜着自己的能耐,我是蹩脚的假无赖,他才是彻头彻尾的黑社会军师。他了解这个社会的一切漏洞,他用自己的理解来诠释《破产法》。他胸有成竹,玩惊涛骇浪于股掌之间。他笑脸对人,必要时装出一副可怜相,脱不了身就委曲求全。变色龙之所以要变色,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听说在最后的关头,有人知道了他的劣迹,准备告他,他不但没怕,还鼓励人家说,你告嘛,告了你什么也没有了。

　　法院的宣判结果如期在《温州日报》上登了出来,军师也在这一天在温州失踪r。有人说他在香港,有人说在意大利的皮具市场上看到他了,有人说他国外还有千余万的存款,但这都是小道消息。那些对法律抱有幻想的债权人,在见到公告后无一例外地捶胸顿足。法院对军师的破产财产清算如下:1、拨付破产费用;2、支付所欠职工工资;3、偿还银行贷款;4、缴纳所欠税款;5、债权人凭相关材料到法院领取千分之三的债务欠款……我因为吃了哑巴亏没有再轻举妄动。

　　几天后,我接到军师打来的一个电话,不知是国外打来的,还是用什么卡打来的。军师慢条斯理地说,我在社会上混这么久了,你是我碰到的脑筋最好的一个,也是最识相的一个,就是你没有到法院告我,你放心,我是个有品的人,你的钱,等我回来弄起来还你。

　　我羞愧难当,他到这时候还不忘来挖苦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