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鞋料店既像民政局又像劳动局

鞋料店开到一定的规模,很多事情就出来了,就是亲戚们看见你宽裕了,有条件了,就有很多人找上门来了,有些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的亲戚,这会儿突然地出现了,你说他们会有什么事情?要么借钱,这个我和老婆说好了,坚决不能开这个口,一开就像是水库决口,就控制不住了。要么就是让你安排工作,这个还可以商量,反正我们也要用人嘛,用谁都一样。没办法,我们只得像过去的民政局一样,不断地收人;然后又像劳动局一样,给他们安排工作,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这些年,温州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倒闭了许多工厂,像我老婆原先的肥皂厂,本来还是个国家企业,在所谓改制的洪流中,说没有就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这些人就散落在社会上,就失业了,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前面说的“不找市长找市场”,意思是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打拼。其实也是说得好听,哪有那么多市场好找,哪有那么多事情好打拼的。只好找我们这些已经有点水性的,能在海里扑腾几下的人了。开始的时候是嫡系亲戚来找,比如哥哥嫂子、大姐二姐;再就是远房的表亲;再就是亲戚的朋友或朋友的亲戚。按理说,用完全没有关系的打工仔,还不如用自己的嫡亲旁系,用亲戚朋友,可靠是可靠,但不能保证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假如他们的心思游离或消极怠工,你碍着面子说都不好说,但时间一久,我们就知道那句话的味道了,叫“沾在手上的什么,甩也甩不掉”。

　　经常碰到的问题有那么几个,一是纪律,曾经有一个亲戚,上班老是迟到,来了又玩玩电脑,出勤不出力,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说你这样会影响全局的,他却说,难道我们也要像打工仔一样吗?无奈,犹豫再三我们把他给辞退了。我们的亲戚关系也告急了。他母亲到现在还不和我们说话,逢人就说我们无情,说我们苛刻,说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迟一点有什么关系,玩一下有什么关系,义不是政府机关,窗口单位,搞得这么正规干什么?真是你说天,他说地,说得你苦笑不得。

　　二是工资,工资是个难伺候的问题,亲戚朋友的身份本来就很优越,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是企业下岗,和那些农村出来的、从来没见过世面的打工仔不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而我们是鞋料店,是个体,是普工性质,要“身兼数职”什么都干,工资也是相对而言的,这就和他们的理想有悬殊了,心里的疙瘩也就生起来了。

　　三是“位置”,都是自己的亲戚,本来也没有什么差距的,现在你搞得好了,他们心里就不平衡了,要和你争一争“指挥权”。比如我老婆的哥哥,老觉得在妹妹手下干活有点错位,有失尊严,觉得小时候都是他为她挡风遮雨的,现在等于是寄他妹妹的篱下,心里那个失衡啊。于是,抬杠,设置障碍,非得在一些地方说了算不可,弄得小小的店里内耗不止,还要生出许多心思去应对这个。原以为多一个亲戚会多一份力量,其实正相反,是多了一块绊脚石。没办法,毕竟是哥哥,我们只好妥协,另开了一个鞋料店,办好证,铺好底,送给了他。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其实哪里脱得了干系啊,他出去进货要报我的店名;他要欠别人的账,人家就记挂在我的名下;他要是和别人起了纠纷,还不是我们出面摆平?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外地人,用农民工,用打工仔,后续的麻烦会少掉很多。不满意的,达不到要求的,不听话的,改正不了的,大不了多赔点工资,走人了事。但用外地人也有头疼的问题,他们都会“打雷公”。打雷公是温州一句家喻户晓的土话,不知是不是这几个字,也不知出处在哪里,反正一说都懂,就是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攒钱,不知不觉地攒钱,从这个字面上去解释,打雷公应该叫“打累工”,积累的累,工分的工,呵呵。

　　我们平时在店里的时间不多,我们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办,大部分时间,店里、仓库里、工场里都是以.他们为主,虽然也有管理,但管理毕竟是少数,而他们是大多数,阶层自然就分化开了,甚至对立起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战争时期如此,和平的利益时期更是如此。而这些道理,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学就懂。这样说了,他们就是在为敌人工作,他们要偷偷地打敌人的雷公,就很好理解了。曾经在别处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看店若没有雷公好打,傻瓜要看啊。言下之意是,来看店,就是看中了有个能打雷公的机会。

　　打雷公的方式有好多种,略举一二:一是利用盘存的机会截留货物。每个月底,我们的店、仓库、工场都会清点一下库存,看起来很规范,其实,真要是错了,我们也无从查起,因为每天都有东西进进出出,你不知道是哪一天错的,哪一个环节错的,哪个人手里错的。而有心人总是不会浪费一点点机会的。我们拿着本子煞有介事地一堆堆货物对过来,比如这一堆货物是50件,而他装模作样地一数,报了46件,那么,这被他漏掉的4件,就是他的收入,他悄悄地处理后,就成了他的外快了。二是高价卖出,低价记帐。这往往发生在零售环节,比如一件化学片180,他逮住了一个生客、过路客,宰了他200,这20块就直接进了他的腰包了。我们一般要求在生意发生后收集客人的信息,手机、厂家、经常使用的货物,如果这条账目上没有这些信息,他说忘了问了,或说对方不肯留下,我们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经不起查找和对质的漏洞,他怕我们追溯,那么,这笔生意肯定不用说就有猫腻了。

　　我前面说过,我老婆是会计出身,她对账目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她说只要稍稍地一回顾,就知道错在哪里。她说我们过去在厂里,哪怕是少了一分钱,哪怕是轧到深夜,也要把它轧出来。可见她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她曾经想彻底查一查打雷公,要“杀鸡教猴”,她说,我不是心疼,不是他打了多少雷公,而是被他们耻笑的问题,他们会说别看他生意做得好,其实什么都不懂。他们会笑我们是只糊涂虫,偷了你的东西还把你当傻瓜。我对老婆说,管理是必要的,但睁只眼闭只眼也是管理的艺术。雷公是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雷公可打,他们才不会窒息,他们才呆得住。即使你知道了雷公在哪里,也不能火眼金睛地去捅破它,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于我的话,老婆还是能听得进去的,但要控制雷公的限度,让他们自觉地打适当的雷公,打得适可而止,则是个技术活,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在管理上不断地探索、摸索。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店里招募的人多了,也会有各路神仙造访。他们说是来打工的,但动机都不一样,有的是初来乍到温州,只想着暂时歇歇脚,待身心稳定后立马就走;有的是借个地先练练心气,做腻了,无聊了,再换个新的岗位;有的开始是想学手艺的,学成了,心思就想歪了,觉得外面的天地更宽,就想往高处跳槽了。还有些人,为城市的新鲜而来,为陌生的繁华而来,为好奇的体验而来,但就不是来打工的,不是为攒钱来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他们才不管什么悖不悖呢。他们往往拿了工资就吃喝玩乐,买这买那,即刻就花光了。所以我说,他们是来见世面的,他们和我们,没有情义可言,我们是路边的一个驿站,他们就像是匆匆站一站脚的路客。在我们开店的这些年里,这些人就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最多的时候我们有三十来个,少则也有十几二十个,他们大多没有留下什么印记,但也有个别鲜活的,让我们记住了。这里我列举三个,为了加深印象,我给他们都加了一个“概括”,也可以说贴了一个标签。

　　一个是“卧薪尝胆”型的小李。浙江缙云人,和其他外地人不一样,浙江人要稍稍地灵活一点。小李在我们店里负责技术,当然,技术也是在我们店里学的,他能够判断生产事故的原因,比如鞋做软了,是化学片材料质量不好呢,还是表面的胶水少了呢?还是浸泡的药水不对呢?还是烘干的温度不够呢?总之,他会分析,会知道其中的问题所在。因此,厂家要是出了事,说鞋子出问题啦,你们来看看吧,我们就会立马派出小李,去分析,去调解,这时候,他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他怎么说,我们接下来就怎么改进。我们对小李很信任,很放心,他也做得很认真,很卖力。因此,对于他的待遇,我们一直是优惠给他的。开始的时候,他是自己租房住,后来提出来,让我们给他租,我们当然是答应了。后来他要求加工资,说他的作用已远远大过了一般打工仔的作用,我们承认,我们也支持了。后来他要把老婆带进来,说这样好照顾,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做贡献,可以说,他的要求有点“得寸进尺”,但我们也都予以满足。不是每个员工都有这样的待遇的,一切都缘于他的工作,缘于他对技术的掌握。我们觉得,妥善地安稳他,就是对鞋料店的最大的维护。再后来,他要求在店里拿年薪,拿提成,我们也都同意了。我们觉得,这个可以一试,这种形式也许会促进我们的改善,也许还是我们今后的方向,我们不妨做些尝试。

　　但是,突然有一天,是他在我们店里做了五年之后,在春节回家休整之后,他就消失了。每年的春节,我们都会有一些鼓励员工早点回来的措施,比如,大年初五前赶回温州的,不管你的路途有多远,不管你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我们都予以报销,以资鼓励。小小的措施对他们来说也许不算小,大家都看重这个,都会在初五之前如期而至。但是,到了初八,一般员工早都到齐了,我们也准备开张了,噼里啪啦的开门炮也打过了,这个我们店里最最重要的角色小李还不见人影。我们的心慢慢地急促起来,我们打电话询问,他回说家里还有点急事,还没有处理好。谁家没有个意外呢,我们非常理解。又过了几天,一些厂家也陆陆续续地开工了,一开工,如果有生产问题,马上要用得着小李了,但他的手机却在这紧要关头关机了,准确地说,他已经换了手机了。他像泥牛人海,杳无音信。后来,有消息传人我们的耳朵,说小李在温州开店了,但不知开在哪里。说他别的都不做,就做他熟悉的,和我们做一样的,专做化学片。我们吃了一惊,这等于在和我们唱对台戏嘛。又有人报信过来,说在什么厂看见小李在和老板接洽,在杀我们的价,拆我们的墙脚。我们背上的汗马上就冒了出来,我们进货的渠道他都知道,我们的一些“短处”他也一清二楚,我们的厂家等于就是他的厂家,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他轻而易举就占有了,真的是坐享其成啊。我老婆捶胸顿足,欲哭无泪,说白眼狼啊,说农夫与蛇啊。但我们又能拿他怎么样。我们没时间和他斗,也没有精力和他斗;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是正规军,他是游击队;他没有店,没有仓库,像那些讨厌的皮包公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关键是我们没办法找到他。再说了,他既然选择了背叛,自然什么都想好了,自然想到了最终的结果,所谓“好汉怕赖汉,赖汉怕死汉”,他难道还会怕我们不成?

　　也有“工会主席”型的小王。高中毕业,这在农村算大知识分子了,在农民工群体里也算是个人物。在我们工场,他是落料组长,手下有几个跟班。落料你就落料呗,但他热衷于组织员工开会,并给他们灌输他的思想。他也跟我们讲他的道理。比如个体劳动一般都没有时间的概念,有事就多干一点,没事就休息。但小王不这么说,他觉得没事是你们的责任,他们是被休息的,被休息没有责任;而八小时之外的干活就要算加班,就应该另加工资。温州有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农民有文化”,意思是说,农民往往把文化用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往往利用文化谋取私利。小王有了文化,老在琢磨我们的缺陷和漏洞,老想在关键的时候拿我们的软肋。比如厂家在试制新鞋的时候,我们要赶制新的包头子跟,又比如厂家在赶外贸任务的时候,一般都要求我们多配些储备,这都是我们最最着急的时候,要加班加点的时候,我们的厨房里有菜,我们的炉火已呼啦啦地烧旺,但“厨师”小王不见了,或干脆煽动员工停工待机。目的就是要要挟我们,要特事特办。我跟他说,我们也是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我们对员工的疾苦都是感同身受,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但小王不相信,他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哪有好心肠”、“当上猪儿娘嘴巴就会长起来的”,不这样“真刀真枪”地对峙着,根本不解决问题。我有时候想,要是小王出生在那个年代,如果他也在京汉铁路,他肯定也是个“施洋大律师”式的人物。

　　我曾经和小王促膝谈心,我们虽然也是乌鸦,但不是太黑的乌鸦。我们也不是天生做老板的,你也不是命中注定永远就是员工,我只不过比你拼搏得早了一点,先打造了一个做事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你们暂时没有机会,而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们也一事无成,我们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什么时候你做大了,你也可以当老板,也可以招募员工,你互换一下角色想一想,假如你的员工老是和你抬杠,你心里什么感受?小王看看我,觉得我是在嘲弄他,他说,我们现在谈这些,本来就不在一个平台上,一开始就已经不平等的。

　　有一次温州来台风,噢,其实温州每年都来台风,就看它打在什么地方,登陆的中心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往年都是在苍南、平阳这些临海的地方,也经常死人。死人了就麻烦,就得等民政部门的救济,甚至要等国务院的人下来。这一次台风打到了温州,正好是八月十五的光景,和大潮汛碰到了一起,风雨交加,海水倒灌,我们双屿这边又靠近瓯江,一下子水就漫上了街道。我们的工场本来就租用在农民的老房子里,上面漏雨,下面淌水,我和老婆都亲临现场抢险,我们加固房子,我们抬高囤物的木架,我们是私人工场,哪怕是吹飞了一张瓦,都是自己的损失,哪怕是打湿了一张纸,心里也是难受的。小王当然也在帮忙,这是他作为员工的职责,但他在暴风雨中却在动情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心思和我们完全不在一个点儿上。

　　还有“以德报怨”型的小张。他是跟了我们最久的一个,到今年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他也是落料工,他和我们的感情不是缘于时间和帮助,而是建立在一次货物的失窃上。

　　那还是我们的创业初期,一天早上,我们发现仓库里的化学片少了五件,一件200块,五件就1000块。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也是太阳一样的大钱。我们细想了一下这件事的经过,昨天还是好好的,白天有人在做活,要动手脚不方便,晚上员工们都睡在仓库里,如果都没有响动也不是易事,但一夜之间东西没了,不翼而飞了,这就不好解释了,化学片不会自己长脚,不用说,一定是睡在里面的哪个员工所为。是谁呢,他们是一拨差不多的员工,平时在一起吃饭、休息、睡觉,谁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有事,谁会像田螺一样显现出来,与外面的同伙互相接应,学几声蛐蛐叫,对上了暗号,就把化学片从窗口递出去了。这事有点难为情,都是自己的员工,还都靠他们出力干活呢,我希望那个人主动站出来,可以是任何方式,悄悄地说一声,我们替他保密,知错就改,我们既往不咎。但他们似乎都在打心理战,都好像很无辜的样子,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报警。

　　派出所民警说,没关系的,我们一到就知道了。是啊,他们有他们的处理办法,我们做不出来。我老婆说,那你们不要打他们啊。民警说,那你叫我们去干什么?去唱歌给他们听?老婆说,你可以用你们的警服吓唬吓唬他。民警说,他们要怕你吓唬,他们就不偷了。又说,你这个老板娘还真有意思,这边呢报警,那边呢又不让我们教训,那我们可以关他们吗?老婆说,最好也不要关得太久,另外,我可以给他们送饭吗?民警笑了笑说,你可以给他们摆酒席,呵呵。

　　民警来到我们仓库,他让所有的人并排站好,他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个个盯着眼睛看过来,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只有小张的脸色突然就黄了,并且还明显有个不自然的动作,把放在身后的手拿到了身前。民警说,就是他了。然后也是电影里的口气,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就把小张给带走了。

　　这一天,我老婆比小张还要辛苦,她坐立不安,一会儿担心民警会打他,一会儿又担心把他送到牢里去。一会儿差我去看看,一会儿又叫我送点吃的过去。老婆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她心疼她的化学片,但又不想发生偷盗的事情,不想得罪自己的员工,又怕和他们结怨。但这一步现在已经跨出去了,收不回了。我也悄悄地去过派出所,看见小张无所事事地靠在楼梯下,我以为他是被罚了“定境”,定境是气功的一种入定的形式,就是人站着一动不动,像没有了生命一样。仔细一看,他的一只手被铐在栏杆上,一只脚别扭地踮着,站也站不直,蹲又蹲不下,身体靠几个脚趾支撑着,一看就知道非常的难受。我回来把情况告诉老婆,说打是没打,但比酷刑还刁钻。我老婆听后就非常自责,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觉得为五件化学片去报警真不值得。又担心小张想不开,会不会看破生活自暴自弃啊。更担心他心生恨意,蓄意报复,今天砸我们家的窗户,明天堵我们家的阴、沟,怎么办?

　　这天中午和晚上,我老婆亲自给小张送了吃的,每顿十个肉包,本来她还想送些酒菜,以示慰问,限于小张被铐在那里不方便,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大概是二十个小时之后,小张被派出所放了回来。民警说不是他。老婆高兴地说,算了算了。民警又说,那要不要再问问其他人?老婆忙说,不了不了。

　　民警是基于小张确实说不出什么名堂才把他放吲来的。那为什么他一下子脸黄了呢?民警说,有些人就是这样,一看到警服就慌,无端地紧张;也有些人遇事会莫名其妙的不自在,与他不相干的事,他也会有一种“自认”的表示,精神病学里叫作“自我强迫症”,没病也说自己有病。民警还说了另外一个审讯出来的细节,小张坦白说,昨天夜里他“跑马”了。跑马一般都发生在睡得很死或梦得很怪的情况下,如果昨夜小张“作案”了,那他应该是彻夜未眠的,也就不可能发生跑马的,所以,盗窃案与小张无关。

　　那天后来,老婆还给r小张50块钱,作为他这天的误工费,也作为精神补偿。小张拿着钱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收F了。我们都以为小张第二天就会走人的,我们伤害了他,都觉得他心里应该是有怨恨的,没想到小张什么也没说,像没发生过什么一样,他继续留下来做他的落料工,一直做到现在。

　　这几个“有型”的员工常常被我们想起,教训和收获都有。这些教训和收获都是店里的财富,指导着我们的组织建设和人事制度的改善,也推动了我们这个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