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我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鞋料店,我其实就像是一个“保正”。保正是什么?古代的解释是:五百户设一个都保,都保的领导就叫保正,一个保正大约管2500人,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按照我们文联的说法,就是:联络、协调、服务。说得再有力一点就是:靠山。正因为有了我这个保正,我们店才会生意兴隆,我的店才会左右逢源,店里的员工才会安心地工作。

　　有些事,和店里的生意是无关的,但你是店里的保正,你就得把它负责起来。

　　一个员工的亲戚下身瘙痒,话是无意中说的,被我老婆听到了。乡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她觉得就应该这么痒的,也许她以为大家都这么痒的,也没有大惊小怪。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老婆就告诉她,说你这是妇科病,是要看医生的,不看不对的。乡下人哪里听过什么妇科病,哪里知道这也是病啊,哪里知道这东西也能够看的。我老婆叫她稍等,就让我联系我的朋友谢仲景,一个妇科巾医,是地方上的名医。联系好,老婆就带了员工的亲戚去了,一看是个男医生,亲戚就忸怩得不行,红着脸连脉也不让医生搭。后来老婆好说歹说,还自己做了示范,亲戚才勉强委身试一试。开了七天药,遵嘱好好吃了,又洗了一礼拜汤,分了半个月床,下身奇迹般地好了。员工和亲戚要来感谢我,话说得很玄乎,说这医生本事好,喝了些水药,看一眼就不痒了。我开玩笑说,主要是你身体好。老婆后来问我,你说得更玄乎,听都听不懂了。我说,乡下人这是没污染的身体,从来也没有被药药过,一药就特别的当用。

　　一个员工的弟弟在店里学开车,我们给他练,给他学费,学出来在店里帮忙。开始在店里跟跟车,后来送一些简单的货,平时也都是我们给他指点,等熟练了,却嫌工资低,嫌送货累,吵着要出去开出租车。我们当然要放他走的,我们留人的原则主要看他热爱不热爱这一份工作,就像强扭的瓜不甜,他不热爱,他不出力,硬要是留了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没说他怎么的忘恩负义,人往高处走嘛,他又没答应你卖身。关键是他还想要一张客运资格证,要我们帮忙,这可不是易事。老婆说,你不是营运处有熟人吗?开后门办办看,真不行就买一张给他,好事做到底吧。

　　一个员工三岁的儿子在盆子里玩水,大人有一下没看牢,让他扑进去溺了,一时休克了一下。消息是从工场那边追到我家里来的,是晚饭刚吃了不久的时问,当时老婆正在洗澡,电话没听见,待浴室里出来一看,有十一个未接电话,知道情况不妙,就赶紧拨回去,才知道这事的紧急。员工声嘶力竭地要找儿童医院,我老婆哪里熟啊?还是找我。我说她现在不是儿童医院的问题,而是就近找个医院赶紧抢救。员工也不知是哪里漏来的话头,说温州看小孩的是附二的儿童医院最好。乡下人当然不知道抢救和看病的区别,他要求的也没错,但那时候你怎么跟他说啊,说溺水不是病?说抢救不用好的医院?当然后来,小孩没事。但老婆还是再三嘱咐,要把小孩安排到儿童医院再看一看,这一关要不过,万一小孩有点不灵,都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会被他怨一辈子的。

　　这些事都和生意无关,也都是小事,我们完全可以一口回掉,或装傻卖愣。但老婆不忍,老婆心地好,老婆容不得自己知道了而又不出手支持。.而这些事做了也确实很值的,员工会觉得我们有亲和力,觉得我们拿他当自己人,店里的向心力一下子就起来了。他们也会视店为家,会更卖力地做事,人员也会相对的稳定,生产也会顺风顺水。我深有体会。

　　温州的一些报纸还专门做过这方面的报道,那是《劳动法》刚刚颁布的那几天,特别强调劳动安全,强调和谐的雇佣关系。那些天,小老板们个个都人心惶惶,怕企业有漏洞被捉,怕民工们揭竿而起。那些天,民工们也没有心思干活了,整天蠢蠢欲动,四处串联,泡劳动局泡仲裁委。那些天,我们这里的鞋都也气氛异常,各种横幅东拉西扯,内容也极具煽动性,什么“谁影响民工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什么“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一万个无理”,什么“人身保险、劳动保险,人人必办,不办必究”,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味道。我老婆很担心这件事,她不是怕员工“造反”,我们的员工还是比较配合的,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短好揭,而是怕被上面查到,树你一个反面典型,那千年的道行就一日毁了。我们担心的是“劳动合同”。她说,我们只是个鞋料店,什么时候关门都不知道,这合同怎么签啊?签起来有什么用啊?老婆虽然是做过会计的,但在精神层面上仍然是个平民,对于这些大张旗鼓的活动,心里一点也没有底。这些事我就见得多了,我们机关的许多事都是这样的,上面领导有精神,东风吹战鼓擂,像天塌了一样,过一段时间又恢复原状,“刀枪入库”平安无事了。我安慰老婆让她一百个放心,让她相信我的经验和判断。当然,我也不是空口讲白话,我也是仔细研究过《劳动法》的,其中有一些条款对我们就非常有利,像“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造成重大损失的,对完成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或者经指出拒不改正的,不能胜任工作的等等……企业有权予以辞退”,有了这些条款,就是签了合同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可以退他。光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发扬光大。我们那些员工,我们还不知道吗,我们太了解他们了,一是我们对他好,他不敢乱来,我们给他的条件应该算好的,他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条件呢,他要是造反,不是自己断自己的后路吗。再说r,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大山里出来,他们赤脚在田园里走惯了,都是些散漫惯了的人,现在走在画了白线的大马路上,一点也不自在。他们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对自己要求过,从来就没有和规章对过频道,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意识和习惯仍停滞在农村里,所以,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他们犯一点都是家常便饭。如果我们给他们上条件,给他们提要求,马上就把他们难倒r。所以,对《劳动法》要求我们做的,大可不必太放在心上。

　　事情真的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在上级要求我们签订劳动合同的最后期限,我们的员工一个也不愿意签。呵呵,这个我们就不好勉强啦,这个就怪不得我们啦,我们总不能像黄世仁强迫杨白劳那样,摁着他们上手印吧。不仅如此,员工们还主动写了保证书,说不签合同是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责任自负。这反过来也是“雇佣关系良好”的有力例证,正好媒体要抓这样的典型,有朋友就找到了我,说要宣传宣传我们,这可不是我利用工作之便开的后门,我虽然在文联工作,但和媒体联系也不是很多,主要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良知,我们是受党教育多年的机关干部,无奈老婆下岗做点小生意,但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发展成“周扒皮”,不会是太黑的“乌鸦”。而我义是搞文字工作的,善于提炼素材,这也让他们省心省力,采访和配合都会做得恰到好处。

　　我给他们说了两件事:一是我们一直和员工一起吃饭。我们三个部门总共有二三十个人,仓库有七八个,工场有十来个,店里稍稍地少一点,也有五六个,每次我们到哪里,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另开小灶,都和他们凑合一顿。这情景要是回想起来是非常好看的,菜是现成的熟食店里买的,部门就简单地烧个饭,配个汤,一桌菜五颜六色,热气腾腾,一桌人吃得吧嗒吧嗒,碗筷都碰得叮当响,这是多么生动、和谐的一幅画面啊,而其中就有我或我老婆。这不是作秀,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一个人作一两次秀并不难,难的是十几年如一日,那就不是作秀了。有些老板看我们这样也觉得很奇怪,问我们,你和他们一起吃饭,你吃得下吗?我们说,有什么吃不下的,宴席也是这么吃,饭菜都一样的香。话又说回来,多年前,我们的长辈也都是从乡下出来的,都曾是耳朵、脚趾沾满泥巴的农民,你嫌弃过自己的长辈吗?你嫌弃过自己的出身吗?记者说,这个说法好,答案就在思想根源里。,　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就是员工的存折都在我们这里保管,这可是最有说服力的亮点。前面说过,有些员工不是来赚钱的,而是来消费的。他们在农村没见过多少钱,也没有体验过消费的快感。到了城市,特别是在五花八门的温州,他们就有了消费的欲望。他们对自己的辛苦一点也不珍惜,他们本来就是在辛苦里长大的,所以,面对辛苦和消费,消费就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很多员工拿了钱就像发了飙一样,喝酒、足浴、泡妞、买衣,工资一下子就花光了,到了下半个月都要借钱过日子。针对这种情况,我老婆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想了一个办法,工资分三次发,每十天发一次,直接打到为他们建立的卡里,并代为保管。这样,大钱掰成了小钱,用途派不起来,员工也打消了消费的念头,反过来电尝到了积蓄的甜头,甚至还有了聚财的欲望。

　　这两件事都有不错的噱头,写起来也饶有趣味,记者想不吹都难。报道出来后还配了一张我们的“生活照”,拍的就是我和员工们一起吃饭的情形。当时记者来访时我们正好在吃饭,他顺手就抓拍了一张。画面上,员工们围着圆桌吃饭,而我则端着饭碗站在桌边,嘴里作咀嚼状,拿筷子的手正伸向桌子夹菜。这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简单的、快速的又有滋味的吃饭,也是…种“家长式”吃饭,而一桌的员工则更像是家里的“孩子们”。

　　报道出来后我老婆也着实红了一把,店里的知名度电大大地提升,人气又旺了一点,不仅到店里买东西的人多了,特地过来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有时候去市场,背后老有人在扑哧扑哧地议论,老婆知道,这时候的议论,都是好话,都是赞美和羡慕,说这女人能干啊,说她老公有能耐啊,说能搬来媒体推波助澜啊。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至于《劳动法》的事,签合同的事,就像我前面说的,很块就过去了。

　　其实,对于老婆的宣传,我也是不遗余力的。我们没什么其他本事,写几个字总还是可以的。我曾经为她写过好几篇文章,这种文章不在于写得怎么好,而在于情感的真挚,分寸拿捏得得当,就是吹,也不要让人家觉得矫情和肉麻。选一篇给大家看看:《老婆是个开店狂》(有删节)——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丽的老婆》,题目很抢眼,但并不是说老婆真的有多少漂亮,我是借了一本书名的意思,《工作着是美丽的》,是说我老婆任劳任怨,不枯轻怕重,下岗后片刻也没有等待,立马就开起店来。

　　老婆开的店叫“足够”,店名是我取的,最初的招牌也是我自己做的,用木头钉了一个框,再用三合板贴起来,再用白漆油了底,用正楷描了红字,显眼。我们是白手起家,好省就省。曾经有报社的老师看到这店名,卖的又是鞋料,觉得好。因为鞋料店一般都以人名挂帅,什么阿芬鞋纸、阿国鞋钉等等,叫足够,可见这个人有一点文化。我告诉报社的老师,说这店是我老婆开的,他们说,怪不得怪不得。

　　好店名还要有好的标识,“足够”后来注册的时候,我请了著名篆刻家张索先生创意,他把“足够”做成了一枚“印章”,这更体现了店主的文化,呵呵。当然,也有人觉得足够拗口,特别是电话里一报,听不明白,我老婆总说,足球的足,能够的够,足够。我如果在旁边,会纠正她,叫她把足够的文化讲出来,什么是足够?就是和鞋有关的东西我们都有(当然指某个门类);还有就是开店要有“足够”的心态,要有“有了”“够了”的心态,有赚就赚一点,没赚就混个吃的,就是空忙赚吆喝也不要紧,只要斧头没把炳剁进去就行。毕竟工作着是美丽的。

　　说老婆是个开店狂一点不假。先是开在隔岸路,后来开到太平岭,再后来开到鞋料市场,大有“见缝插针”的势头。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过一天几块钱的生意,是老婆接的业务,两大袋鞋撑送到横渎,我用自行车驮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高兴,因为我们付出了努力,做成了一件事情。现在我们鸟枪换炮了,我们用江淮车送货,还不止一辆。当然,经营的内容也变了不少,过去卖包头子跟、鞋撑、浆糊等等,像个“畚扫堆店”;现在我们卖化学片、海绵乳胶、低温热熔布,一听就觉得有科技含量,还不断推出新一代产品。

　　我老婆做事很敬业,开店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市里的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像刚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闲下来难受,心里空得慌,总想找个事做做,她是个勤劳爱动的人。后来做着做着,她有别的心思了,她想做好事了。我们这个家族下岗待业的人太多了,有了这个店,家里的闲散人员就有了去处,还包括一些乡下亲戚,还包括一些新温州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开店也是政治,先不说给社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起码也是维护了我们家族内部的稳定,试想,家里要有个人没有工作,那是多么的焦急啊。

　　她的这些心思,也得到一些部门的理解和体谅,据我所知,工商、国税、地税、市场、派出所等等,都帮过她许多忙,都给了她许多便利和通融,我们都心存感激。

　　其实,她做生意也是没什么特别的诀窍的,就是热情和真挚,与人接触,就像碰见了亲眷朋友。她文化不高,不会和别人作深刻的交谈,平时见了人,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有空到我店里坐坐哪”,“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这两句话都很讨人喜欢。她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人帮着去讨债,说到这件事,她总是生我的气,这没有办法,我有我的工作,也有我性格的缺陷,我不是那种渴望出事、出了事神经兴奋的人,这一点,我只能请我老婆原谅。我可以做的是在这里打个广告,希望厂家多到她店里看看,有什么中意的东西就带点回去,也等于是在帮我的忙,因为老婆的店开得牢,开得欢,我就省心了,我可以不受家庭的牵制和困扰,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呵呵。

　　这样说起来,我们这个店确实是很热闹,店越开越好,人也越来越多,还经常有宣传报道见诸于报端,可谓多管齐下,多条腿走路,社会效益不错,不仅我们自己打拼出了一番天地,还带领亲戚朋友、新温州人闯出了一条路子。至于我们自己的收益,社会上传闻很多,但我老婆概不承认,她会谦虚地说,知名度是有一点点的,但经济么,只是混个吃的。有内行人不这么看,说,一个小店,能开上十几年,能把这么多人答纳住,做得义“风生水起”,这就是好的。还有人说,做鞋料能开起奔驰的,可不是多见的,这说明有实力嘛。我说,奔驰也有好坏的,系列的差别也是很大的,一般人看去都是奔驰,其实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爱传传吧。对于我,机关里也有很多说法,说我有多少房,多少车。房子确实是越住越好了,从原来的近郊,到水心住宅区,到五马街商业区,再到杨府山花园小区,虽然不是什么豪宅,但从追求独立,到热闹,到安静,到舒适,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车的事我也可以认,的确,我买车的时候我们单位还没有车呢,现在我已经开到第四辆了,基本是三四年一换,但开韵都是“破车”,先是奥拓,再是普桑,再是大宇,现在是宝来,也开了有几年了。我主张低调,尤其不能在机关里张扬,要不,眼红的人又要瞄住你了,我们经不得别人瞄。我感觉舒服的是我和我老婆眼前的状态,一早,两个人像鸟儿一样飞出去,各忙各的,到了晚上,又像鸟儿归窝一样飞回来。我们吃饭,看电视,喝普洱茶,想睡就倚在沙发上睡一会儿,辛苦嘛,可别撑着。温州有一句很形象的土话——吃不如撮,睡不如侳。就是烧了菜吃不是味道,撮最有味道;躺平了睡没有味道,坐在沙发上歪着头晃来晃去的最有味道。我们也有一条很好的“睡眠理论”——熬觉不熬睡,就是不想睡,晚上的觉可以忽略不计;想睡了,哪怕是肮脏的地上也要赶紧地躺下来。还有舒服的是工作的性质,以前是一个国营,一个机关,是温州最实惠的结合模式;现在是一个做生意,一个公务员,是温州最理想的搭配形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