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深处》的回忆

《萌芽》创刊的初期，我曾经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名曰《小巷深处》。当时曾引起一点“轰动”，后来便引起一场“风波”，再后来便成了一个“纰漏”，没完没了地批到“四人帮”被粉碎。这以后它又成了“鲜花”，被收到《重放的鲜花》小说集里。反复折腾造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听到“小巷深处”这四个字，我就会毛骨悚然！

　　小说的发表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萌芽》的编辑同志们还记得这件事，要我写篇文章作点儿回忆。其实，写回忆和读回忆的人往往都要上当，因为回忆象个筛子，能把灰尘和瘪籽都筛光，剩下的都是颗颗好样，一等一级。即使留点儿灰尘，那灰尘也成了银粉，可以增添光辉；即使留几颗瘪籽，那瘪籽也成了坯芽，可以长成大树；失败都是成功之母，痛苦中也能品咂出美味。

　　阿Ｑ至今没有死去恐怕和这种回忆多少有点关系。

　　这几年我很少回忆起《小巷深处》，倒不是心有余悸，实在是一种护短的表现；是阿Ｑ又害怕别人提到他的癞痢头。你越怕，别人越是要提：“噢！久仰久仰，我年轻时读过你的《小巷深处》！”糟糕，阿Ｑ的老毡帽立即被揪下来了。

　　我为什么要护着这个癞痢头呢？原因很简单，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我觉得《小巷深处》不是什么上乘之作。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写出过上乘之作，今后也不大可能写得出（我觉得小说越写越难，简直难如上青天）。可我对小说的看法也有一个不变的标准，我把它奉作艺术的“良心”。这标准也不是什么新玩艺更不是八十年代的高精尖，说穿了也只是老生常谈的三个字：真、善、美。我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小巷深处》，老远就能见到它的一块大癞疤：失真。

　　所谓失真，并不意味着是离开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去胡编乱造，故意写一个妓女的爱情故事来“爆门儿”。不是，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有成名成家之歹念，无哗众取宠之恶意。我所写的人与事，除朱国魂是捏造之外，其余都是有根有据的。那时候我在《苏州报》当新闻记者，多次采访过为收容和改造妓女而设立的生产教养院。我收集过很多材料，还拍过许多照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我可以拿出笔记本和“徐文霞”打腰鼓的照片（很美）来作证。可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两回事，人证和物证都是帮不了忙的。说到底我对妓女不熟悉，徐文霞到了我的笔下便成了小知识分子，连语言也是学生腔，几乎看不出她是没有文化而且是曾经做过妓女的。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了玛丝洛娃，那么善良、那么美，却又带着明显的被凌辱的痕迹。

　　我望尘莫及。其次，徐文霞心灵上的创伤所以难以愈合，主要是来自根深蒂固的社会和道德的偏见，不是一个如意郎君便能解决问题的。即使到了二十六年后的今天，如果有谁知道某某老太婆曾经作过妓女的话……

　　我对这一点仅仅是拉出个朱国魂来给了他一巴掌，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其实，促使我写《小巷深处》的动机恰恰是由此而来的，即在生产教养院结束之后的两年，我想找个“徐文霞”，报道她的幸福的生活。“徐文霞”一见到我便面无人色，把我堵在她家的大门外面，悄悄告诉我，她的婆婆和邻里都不知道她是曾经做过妓女的。我也吓了一跳，拎起自行车便往回逃。静夜思之，发而为文，愿天下受苦人都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往后的生活告诉我，世界上的悲剧不可能都变成喜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我看到批判《小巷深处》的大字报专栏时，也看到某个“徐文霞”的大门上贴着大字报，竟有好事之徒用歪歪斜斜的字迹来揭露“徐文霞”的“丑史”。还有另外一个“徐文霞”被剃光了头发在小巷里大游行。这时间我就想过，所有的“徐文霞”都不会承认我所写的徐文霞是真实的。

　　一篇虽非胡编却有失真之处的小说，为什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我想原因也很简单，读者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都对善与美有着渴望与追求。《小巷深处》在真字上失去了两分，在善与美上扳回了一局。比赛的结果是二比一，输了，但也没有剃光头。这样说也许有点不恰当，因为真善美是个统一的整体，不能折零的。理论上是如此，但在艺术实践中由于受到内因与外因的限制，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在一个作品中达到真善美完全的统一，对我来说，至今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徐文霞这个人物是有失真之处，但也没有假到胡编乱造的程度。她用（我用）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方式表达着她的善良，表达着她对爱情与幸福的追求，还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张俊这个人物有些概念化，但这概念也是真诚与同情。朱国魂这个人十分可恶，给了他一巴掌已经“带劲”了，我也没有把他送到派出所去（这是我当年的一大罪状，包庇坏人）。即使现在再把他抓起来，恐怕也只能行政拘留三天，如果有律师辩护的话，能否拘留还成问题。这一些都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我后来写小说的基本态度。我当年的思想状况正像现在的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希望“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人人快乐……”二十六年的岁月告诉我，生活和唱歌是不相同的；正因为不相同，我们才拼命地寻求真善美来与假丑恶进行殊死的搏斗！写小说的人应该是别无多求的，只希望我们所生活着的世界能一天天地美好起来。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一直好到那个最好最好的共产主义（没有绝对的终点，否则人类要毁灭）。有曲折也不要紧，连铁路也要拐弯的；我们所以描绘弯路，其目的也是想找出翻车的原因，希望后来者一路平安而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善意（表达的方式各异）。我也相信，这种善意是能被绝大多数的人接受的。有些人一时接受不了，觉得不“带劲”，不尖锐，那也不要紧，待到事过境迁，心平气和的时候也许会接受，偏激也是不真实的。

　　有人说《小巷深处》比我现在的小说写得美，连题目也美。此话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前两年我复看此篇小说时，觉得也美不到哪里去。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所认为的美要比二十六年前质朴些，内在点，还掺杂了一些不可救药的幽默在里面。如果真是比现在写得美的话，那也不能归功于我，得归功于苏州。苏州的姑娘长得美，园林美，小巷也有一种深邃而宁静的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苏州的小巷里确实有过卖白兰花，那叫卖的声音也十分优美。老实说，此篇小说的环境描写是帮了大忙的。当年我是无意识，也不知道古老的苏州可以卖铜钱。

　　现在我知道了，但也不敢多写了，我不能把苏州的美当作廉价的商品来倾销，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伸手向妈妈讨几个铜钱。

　　二十六年过去了，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都是不平坦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诸事百感终日萦绕在心头，有时候简直乱得难以下笔，不知道在这茫茫的艺海之中如何拨正船头。去年到四川去开会，有机会聆听了艾芜同志的教诲，他说，一个作者在体察生活时要真，在评价生活时要善，在描述生活时要美，以此而求得真善美的统一（大意如此）。前辈的探索与总结使得我模糊的追求变得较为清晰，这恐怕是我们一代代的人所苦苦追求的。